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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被压抑的个人主义ZT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7-11-8 19:11
标题: 被压抑的个人主义ZT
danyboy 评论（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

　　题目说的是日本。说来也巧，最近接连读到两本关于日本当代政治文化的新书，都是刚刚翻译到中国来的。一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化”的日本》，作者与那霸润；一本是中信出版社的《（日本人）》，作者橘玲。有趣的是，尽管两本书的写法是前者呆萌，后者严肃，但意图和观点竟然出奇的相似。千万本在日本都号称畅销的书中，唯独这两本同时被翻译到中国来，我不能不说两本书的观念可能的确代表了当代日本比较重要的思想思潮了。当然了，我一未研究过日本，二从未踏上那几块岛屿，单单从这两本书来观察，也只是一种纸上谈兵而已。
　　那么，有必要先分别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内容。
　　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书中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作者大而化之的认为，秦代终结了封建制，逐渐到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中国社会呈现的是一种政治上皇权专制，而其他领域任凭国民迁徙、生活、搞事业等的社会，这种社会是自由竞争的、残酷的、弱肉强食的。这就是作者认为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宋朝的扩大版，新自由主义也是美英中三国同时发明的东西。”p254。作者认为，日本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大正宪政、美国占领，但根本的传统并未改变，当代日本仍然随处可见明治之前的各种封建遗产（作者全书从选举文化、中央政治变革、经济嬗变等多个层次论证，对很多史实的看法，与中国左右两派的观察皆不相同。具体可读原书）。而90年代以来，这些旧时代的特征越来越无法继续下去，日本将被迫走向“中国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打碎原有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浴火重生。
　　橘玲的《（日本人）》观点相似，但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从所谓的“日本人论”开始。自《菊与刀》横空出世以来，据作者说，关于日本人国民性的讨论汗牛充栋。但包括日本人自己写的相关著作在内，基本上不脱《菊与刀》的窠臼，它们基本的话语就是日本人与众不同，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云云。作者认为这些讨论固然有道理，但基本的走向并不正确。以《菊与刀》为代表的“日本人论”所论证的日本人的“独特性”在作者看来并不独特，而是各个国家特别是亚洲儒家与佛教文化圈内各国普遍具有的特征。很多读者读到这里，都会生出误解，误认为作者的本意是论证日本人并无特殊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的意图是说日本人的特殊性不是“菊与刀”，而是“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民”p327，换言之，作者界定的真正的“日本人论”是说日本人最“世俗化”、个人主义化、自我化，也正是作者所认可的“自由主义化”。
　　因此，这本书和与那霸润的著作达成了一个共识：日本将来一定要脱离原有传统的种种窠臼（既包括战前体制，也包括战后体制），走向“中国化的”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高度竞争、企业不再包揽员工一生、地域性政治家的没落等），而日本人则天生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国民（家庭意识和地域意识的逐渐淡漠、习惯于自己生活、不工作、不寂寞、没朋友、宅等）。这不仅是两位作者眼中日本的必然走向，也是日本摆脱当前各种困境的必由之路。无独有偶，两本书都是从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切入，由此可见，被中国舆论早已遗忘（cctv并未忘记）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对新时代日本思想与政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安倍重掌政权，于此关系甚大。因为在两位作者看来，福岛核泄漏事件是眼下日本各种问题的直观反映。与此同时，两本书也都批判了日本流行的另一种思潮，那就是“回到江户时代”，后者代表着一种让日本回到“闭关锁国”的反现代性、反全球化、爱国主义，甚至是反美的思潮。对此，与那霸润揭示了江户时代的残忍的历史真相，而橘玲则描述了如漫画《福音战士》般“想象的江户时代”，对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潮做了批判。
　　两位作者其实都是在为日本当下的种种问题开药方，作为邻国国民，对日本的问题并不清楚，也没有切身处地的感受，因此我既不会鼓噪说日本如何如何右翼兴起，也不会相信日本是多么自由民主。毕竟日本从未经历过中国式的大革命，他们的宪政民主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欧美般成熟。然而，上述两本书的作者在把“自由主义”定义为日本今后的康庄大道时，不约而同的忽略了自由主义背后的制度因素。与那霸润提到了一些，橘玲则只字未提。他们更重视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之下，日本人能否摆脱旧有的福利社会的负担，摆脱企业对个体的束缚，摆脱狭隘的日本小农意识，能否进入如“中国”般这种“无法无天”的自由状态，释放国民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释放被日本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等多重压抑的个人主义。在书中，两位作者分别以赞赏的态度表彰了两位政治家，一位是与那霸润笔下的小泉，一位是橘玲眼中的桥下彻。这两位，倒是中国人并不陌生的人物。
　　于是话题终究还是要绕回到中国。中国真的是与那霸润所向往的“自由国度”吗？显然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文化赋予国民的自由度，在政治之外，的确是相当广泛、宽阔、无法无天的。笼统的说，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你不和官府对着干，你爱干嘛干嘛。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第一，政治如何能绕的过去呢？翻云覆雨的事情比比皆是，今日尚可能是朝廷表率人大代表，明日就可能是阶下囚。中国的现代化目前的问题仍然是政治问题。第二，即便顺着两位日本作者的意思来谈中国人具有的所谓“自由主义”，他们的话也是不准确的。笼统的说，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是“平等”而非“自由”的血液，是成王败寇的血液。这与儒家政治中的“秩序”“等级”“德行”恰恰构成了一种文化的两种基因，而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也无非是“秩序”与“平等”在历史上轮流坐庄而已。如今，很多鼓噪着自由的国人，潜台词也仍然是“平等”，是求分一杯羹，或者取而代之，而并不是追求“自由”。因此，如果说这两本书透露的日本人有着被压抑的个人主义，那么中国人被压抑的不仅是个人主义，还有基于自由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四九”与“六六”两次大革命（或者说一次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所释放的主要是“平等”，所以，真心希望大革命永远不要再来。大陆永远不再树立十字架。
　　真正的自由，恐怕还得要到哲人的思域里去寻找。即使这种自由降临人世，赋予人间的制度也不会是无原则的平等，恐怕仍然是秩序占据上位，当然，这种秩序绝非是专制、强制的，而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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