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黄雀记》书评：谁是黄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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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黄雀记》书评：谁是黄雀？ZT


藏六读书



近日读了苏童《黄雀记》，让我想到一本书和一个成语。书是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创作的戏剧名作《禁闭》 ，成语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黄雀记》的故事发生在香椿树街，讲的是两个少年保润、柳生和一个绰号“仙女”的少女的爱恨纠葛。小说取材于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起青少年强奸案。懵懂混沌的少年保润喜欢仙女，却又爱而不得，将她用绳子绑在一座废弃的水塔。不料这给了他的朋友柳生机会，柳生侵犯了仙女，后动用金钱和关系，让仙女诬告保润是罪犯，保润也因此锒铛入狱十年。



作者苏童以三个章节构建小说框架，分为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三章看似是以时间顺序串联，实则是以保润、柳生、白小姐三个人的视角，讲述那起案件对三个人人生命运的影响，展现时代变迁下被侮辱的和被侵害的人物的浮尘悲歌。而保润、白小姐、柳生三个人正如萨特戏剧里不断追逐又不断排斥的三个痛苦的灵魂，诠释着“他人即地狱”的无形箴言。表面看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可纵观全书，无人不是蝉，无人不是黄雀。看似弱者，有时也会投入到无形的集体暴力。就像看似善良热情的马师母，也会在保润入狱后冷眼旁观，对怀有身孕的白小姐嗤之以鼻。还有香椿树街那些沦为看客的邻居，他们将失了魂的祖父当做疯子，将出狱的保润视为怪物，将落难寄居的白小姐看作公共汽车，这些平日弱小的人们，无形中也化作一只只带有阴影的黄雀。而那个丢了魂的祖父，也贯穿始终，从寻找那个藏着祖先骨殖的旧手电筒，到最后怀抱着白小姐遗留的红脸怒婴。祖父就如同一棵年老高大的香椿树，看着保润、仙女、柳生在重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



在“保润的春天”里，白小姐（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保润绑了白小姐，却让柳生占了便宜。保润的春天是短暂的，也是混沌懵懂的。保润喜欢仙女，可他内向腼腆，不会取悦女孩子的手段。他唯一的特长是使用绳子绑人。他会民主结、法制结、如意结、梅花结，他用草绳、尼龙绳、钢丝绳，一切绳子一到保润的手里，似乎就充满了魔力和威胁。保润成也绳子，败也绳子。他对仙女苦追无果，像捆疯了的祖父一样将仙女捆在水塔，给她一些惩罚。可他没想到，代价却是他在枫林监狱消耗十年最好的青春。等到十年之后，保润出狱了，他带着柳生找到化名白蓁的白小姐，想要完成十年前的一个执念——和仙女跳一支小拉。可他没想到，此时的仙女已成为沦落风尘、只重金钱的白小姐，她看不上过时的小拉，更对这座给她带来一生耻辱和阴影的水塔深恶痛绝。可柳生却开着面包车，愿意给保润和白小姐做司机。这也让白小姐对柳生更加鄙视，唾弃他为骗子。可柳生却不以为然，他想补偿保润，更想让他们三个人的仇恨与罪恶有一个句号。可柳生却不知道，恶的因是他种下，恶的果也要由他承受。保润捆着白小姐跳了一支舞，可这时白小姐却吐了，吐了保润一身。保润愣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恶心么？白小姐很尴尬，是妊娠反应，我肚里怀小宝宝了。保润终究还是爱仙女的，就像那个苦恋艾丝美拉达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样，他放白小姐走了，让她和柳生一起走。在三个人里，仙女任性纵情，柳生圆滑自私，保润腼腆沉默。看起来仙女是蝉，可备受祖父疯病折腾和隐藏对仙女的爱恋，或明或暗，煎熬着沉默的保润。保润的春天始于仙女，终于一条绳子。终究，不甘沉默屈辱的保润绑了仙女，可他却没有看见身后柳生那黄雀的阴影。





在“柳生的秋天”里，保润是蝉，柳生是螳螂，白小姐是黄雀。保润含冤入狱，柳生逍遥法外，而令保润入狱正是白小姐的假证词。保润替柳生在枫林监狱坐了十年牢，而柳生在香椿树街坐了十年心牢。柳生的父母为救柳生不惜欠债和屈膝，这也让柳生十年来活着愧欠和自责之中。父母的声音在他身边回响：你的快乐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父亲柳师傅用烟酒礼券洗桑拿回馈关系网，母亲邵兰英给收养仙女的老花匠一年送三次礼，还忍痛将祖传的翡翠镯子送给仙女。整个家庭因柳生而活得沉重，这种沉重的负罪感让柳生低下高昂的头，早早变得谦卑而世故。如果说保润的春天是混杂着丢魂祖父的死亡气息和阴暗水塔的潮湿罪恶，那么柳生的秋天反而充满着雨过天晴后的爽朗和生气。但细想之下，便可知道柳生的这种快乐是多么自私与冷酷！仙女因他失去少女的贞洁，保润因他失去少年的青春。他的快乐是捡来的，可他却似乎心安理得。他也想过赎罪，这就不得不提柳生视角叙述的两个地方——枫林监狱和井亭医院。在柳生的视角里，这十年，他将保润的祖父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他每周都开着面包车去井亭医院财务科结一次账，再到病房给四肢肌肉萎缩的保润祖父理发和洗澡。他将欠保润的，都还到祖父身上。柳生觉得，“这样的偿还方式令人疲惫，但多少让他感到一丝心安”。柳生也想去枫林监狱探望保润，可两次都无疾而终。第一次去枫林监狱，柳生陷入台球赌钱，自己的东西却被偷了，只剩一张车票。第二次柳生带着祖父去，祖父被吓得躲在车里不出来，柳生以祖父的名字进去，却又在最后一刻逃了出来。枫林监狱就是柳生心里的坎，他两次试图迈过去，可脚伸到一半，就又缩了回来。柳生一直活在对仙女翻供的忧虑和对保润的愧疚之中，直到白小姐的到来。柳生是在井亭医院见到白小姐的，这时的白小姐已经成为公关经理。白小姐穿着一件深棕色毛皮大衣，垂到膝盖以下，露出修长的小腿，还有那双紫色镶钻的高跟鞋。柳生以为是仙女回来了，可白小姐的行为却给他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那个发誓再也不会回来的少女食言了，可她变了，变成冷漠高傲的白小姐。柳生借着给井亭医院送蔬菜和猪肉的机会观察白小姐，他想要帮助白小姐，以此赎罪。“他驾着面包车经过井亭医院的小树林，觉得车厢里的菜蔬猪肉都在慌乱地抖动，废弃的水塔里隐约响起了水的回流声，一页翻过去的历史，被风吹回了原处，让他辨认。”柳生害怕，他怕仙女的报复，他以为保润入狱、仙女远走，他过去犯下的罪恶便翻篇了，永远成为历史了。可如今仙女回来了，他以为过去的历史又回到了原处。“两只乌鸦还栖息在水塔顶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两只乌鸦栖息在水塔顶上。树枝分割的时空碎裂了。恍惚之后是惊悚，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假相，而真相是连绵不绝的阴影，它像一座云雾中的群山，形状变幻莫测，排列的都是灾难的比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灾难的包围之中。” 白小姐是郑老板的公关经理，她策划了郑老板的生日聚会，却在康司令的一声枪响中草草落幕。郑老板与康司令在井亭医院争斗，这是一场荒诞的争斗。康司令明面上占了上风，可郑老板却将崇光寺的菩萨请进水塔，在这里建起了香堂。这是柳生的主意。柳生借菩萨来遮掩水塔里曾经的罪恶，希望可以改过自新。可修建香堂的郑老板不愿其他病人和香客来跪拜他花钱请来的菩萨。这自然招致整个井亭医院病人的不满，郑老板成了公敌，被吓得昏死过去。而乔院长也被兴师问罪的郑姐刺了一剑，右肩留下一个圆形的淤青。郑家人离开了井亭医院，白小姐也陷入了困境。她借了郑老板三十万，给马戏团演员瞿鹰，说是放高利贷。白小姐找到柳生帮忙，柳生很爽快的答应了。柳生从瞿鹰那里讨得一匹白马，得意洋洋地想要找白小姐邀功。柳生穿着似乎充满魔法的银色礼服骑着白马胜利在香椿树街的路上走着，像一个白马王子，可白小姐却消失了。就在柳生怅然若失的时候，保润回来了。柳生带着保润把保润父亲的骨灰安葬，令保润没有想到的是，仅花了二十块钱就搞定了。保润父亲的名字已经涂黑，祖父的名字依旧是长寿的红字。柳生想要翻过旧的一页，要向前看。可保润告诉踩灭烟头，那，怎么可能呢？在柳生的视角里，他对祖父体贴入微、悉心照顾，他对白小姐百依百顺、笑脸相迎，他对保润有情有义、仁至义尽。可保润十年的青春、白小姐永远的阴影，怎么会轻易过去呢？保润困在里面，柳生困在外面，白小姐冷眼旁观，不愿放过这一对蝉和螳螂。



在“白小姐的夏天”里，柳生是蝉，白小姐是螳螂，保润是黄雀。柳生对白小姐百依百顺，想要赎罪，最终却死在保润手里。消失的白小姐又回来了，这次她是山穷水尽，怀孕回来的。柳生又有了献殷勤的机会。他心里对白小姐是亏欠的，他总觉得用帮白小姐可以赎罪，可以减轻他内心的罪恶感，最好一劳永逸，白小姐再也不找他的麻烦。可这次白小姐想让他帮忙解决麻烦，一个大麻烦。柳生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一直背着人情债和负罪感，夹着尾巴做人，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别人讨债了。而且替白小姐讨债就是还她人情，他的内疚感就会减轻。可他不知道，白小姐是在利用他，根本不会原谅他水塔里的罪恶。柳生终究是帮白小姐讨回了几分“公道”，庞先生答应签一份“期货”合同，但前提是做亲子鉴定是自己孩子。白小姐的夏天是焦躁的，似乎处处是聒噪的蝉鸣。看似风光无限的白小姐生活是如此千疮百孔，她以为的人脉竟然化作虚无的泡沫。是呀，都是逢场作戏，她以前又何曾认真过呢？白小姐玩弄着柳生，想起以前他还是模样俊朗、花言巧语的少年，也许她还是喜欢他的。可这时保润出现了，先出现的是一条绿色的尼龙绳。白小姐知道，绳子是保润的影子，绳子来了，保润就来了。保润是来向白小姐讨债的，他要讨回十年的青春和自由。白小姐依旧是趾高气昂，说要请保润喝酒、给他买衣服、陪他唱卡拉OK，可都被保润一一拒绝了。保润只有一个要求，请她跳一支小拉。白小姐像被蛰了一口，脸色惨白，她不想回忆以前的耻辱，可保润硬是揭下她的伪装，告诉她，你就是仙女。白小姐打着冷战，可在保润和柳生面前，她难以伪装。当回到那座耻辱的水塔，白小姐近乎崩溃。就像以前一样，她又被保润像蛇一样的绳子绑起来了。柳生欠白小姐和保润，白小姐也欠保润。柳生夺走了保润的自由，白小姐夺走了保润的名声。保润在胳膊上各刺了“君子”和“报仇”两个字。当得知白小姐怀孕了，保润还是心软了，毕竟他还是在乎曾经的仙女。他放白小姐走了，说往事一笔勾销。可柳生却没心没肺地让白小姐住在保润家里养胎。白小姐住在香椿树街，用她的话来说是落难。在这鬼气森森的老屋，白小姐时刻能感受到来自祖父祖宗们的魂灵。白小姐备受煎熬，她想要一根稻草，于是她和柳生又找到商人庞先生对峙。在信主又坐着轮椅的庞太太面前，白小姐有些犹豫，准备让柳生摘几朵黄玫瑰就走。可柳生不依，抢夺庞太太的轮椅，要给白小姐讨个说法。在一片混乱中，白小姐丢下柳生悄悄离开了。庞先生难以依靠，柳生成了白小姐最后的幻想。当白小姐吃着柳生熬的粥和小菜，问柳生愿意做她的老公还是情人。可柳生又让白小姐失望了，他的回答啄破了白小姐的泡沫幻梦。当保润回来找父亲的衬裤时，白小姐下意识回答一句，柳生穿走了。就这一句回答，结束了柳生的生命。柳生一直以为自己游刃有余，却终究还是一只被绳子捆住的鸣蝉。它的声音越响亮，在黄雀听来越聒噪。柳生这只秋蝉，躲过了秋天，却院落在白小姐的夏天。



蝉代表最弱者，螳螂是明面受益者或强势者，黄雀是真正获利者或强者。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弱者，都认为自己是捕蝉的螳螂，可终究身后有一只黄雀的身影令他们不安。在三角循环如车轮的爱恨纠缠中，惟有丢魂的祖父静静审视着他们的悲欢，如同那棵高大的香椿树，万寿无疆。



2024.5.31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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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的孤独——简评苏童《黄雀记》(婉清)ZT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0月09日09:22 来源：中国作家网 婉 清

　　苏童的《黄雀记》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所谓街区生活。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 发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强奸案，通过案子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说是这三个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的命运， 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而香椿树的地名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桑园留念》开始一直出现在苏童的小说里，被反复使用，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 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和难以释怀的成长情结。

　　青春的残酷、爱与恨的交织——这样熟悉的苏童式文笔风格可以说是他写作的延续和回归，可又不仅仅是。和其他同样作为先锋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贴近 当下现实、关注社会热点不同，苏童更善于用他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直面惨淡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而这部借用人人熟知的成语“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却透过人物看似荒诞的生命历程，揭露出现实的残酷，并对人生产生的悲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小说推翻了青春的纯真印 象，揭示了人性之恶，哪怕是少年美好的皮囊下，依然会裹着散发腐烂气息的脓水。

　　我们看到保润、祖父、柳生和后来成为白小姐的仙女等在这条发霉的香椿街道上四散奔逃，可没有一个人能拒绝成长中的疼痛和逃脱生活中所有的严酷。 小说用一个其实不太复杂的故事情节，甚至在主线的发展中，并没有设置太强烈的悬念，用文中一直贯穿隐喻束缚的绳结绑住了三个人的命运，用中国人最喜欢说的 宿命，刻画出一种周而复始的轮回，用作茧自缚衬托出这部小说的荒诞和悲凉。

　　保润、仙女、柳生被人世间各种孽债冲突着、牵制着，写尽了三人成长后的无望生活对他们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剥夺和摧毁，作者用最擅长的描写日常生活的现场感和烟火气，将笔墨倾注于这三个“小人物“的孤独状态。

　　作为故事惟一的女主角仙女也是这部小说象征意义下的蝉，当从小就漂亮得引人注目的她踏进香椿树街的第一步，就迈进了更为污浊的现状：幼时被领 养，15岁时被柳生强暴，最后带着已经怀孕的躯体溺亡于充满堕落气息的河流。在她看似身世不幸且又言行乖戾的外表下，一开始就顺理成章地构成悲剧的起点。

　　从保润对仙女最初的朦胧爱意，到仙女对他后来的种种不屑，以至于在这样少年的情感下，两个人开始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如同上帝给他们开了一个巨 大的玩笑。作者用身体、用逃离、用时间的流逝，做了华丽和暴烈的书写。这是一场互相追逐、互相伤害的所谓爱的暴力狂欢。正因为无法直面成长带来的孤独和生 命无法承受之轻，在看似旖旎的爱情中逐渐沉沦和消亡。

　　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因此在白小姐的夏 天，她是看不到美好的，从小这位小仙女的眼里只剩下的是热闹。而“热闹是否好，要看她的心情。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厌恶四周的噪音，厌恶空气的油烟，心情好 了，又乐于享受这种集市般的嘈杂”。虽然小说就是以罪与罚表达了它的脉络和精神取向，可是在小说里面，正因为小仙女从来就不懂得原罪会带来的惩罚，或者说 国人常提及的因果报应，所以小说中她后来的身体与社会地位的变化，逐渐让她不断沦落欢场及性格扭曲。

　　而苏童用他一贯的“对祖宗的诅咒和发泄”和“对生命原始魄力的挖掘”，借用小仙女奶奶的絮叨，预示了她命运的未来。奶奶不止一次地说：“仙女 啊，你的魂丢在外面了，女孩子的魂丢不得，今天丢了魂，明天就丢脸了。”直到小仙女成为白小姐后，当她开始慢慢了解，即使不懂人性的罪恶，但命运却不因为 不懂得而对你格外开恩，该来的一切都会来，所以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白小姐“从心底承认，奶奶世俗的目光能够洞悉她的未来，奶奶讨厌的絮叨，对她具有某种 神性”。

　　小说里这根伴随她一生的绳子，至今一直捆绑她身体的绳子，因她犟不过命运，她的命运只能由绳索控制，那绳套在一个个男人手中传递，最后交到柳生的手中——交到原罪的起点，如同绳索对她说：“你丢了魂，一切听我的。”

　　在这样逆来顺受的命运的安排下，白小姐粗暴地显示出肉体和灵魂的不可调和性，米兰·昆德拉说这个就是人类的根本体验。正因为如此，作者用一种惨烈而深入的叙述方式，用奇妙的想象力、深刻内省的主题去探讨中国人几十年来关于生存中的灵魂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情假意的时代，我们很容易流入梦境般的浮世。我们爱夸大痛苦和欢乐，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渲染这些险恶的处境，从少年时期开始， 我们就失去面对生活给予我们苦难的勇气。此后在成长中，在后来成人的世界里，那些流光溢彩、声色犬马的生活含了太多的水分、太多的奢侈、太多的不真实，长 久的陷入，使我们失去了做人原本应有的灵魂。渐渐地我们越来越不会用真实、健康的心理来表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只会用以推动所有与之相关的“自由人”追求 “美好生活”为借口，躲避孤独，躲避生活的残酷，直至整个世界都陷入没有灵魂的悲剧中。

　　尽管作者一再写出人性的恶，一再写出故事的颓废，可是我觉着作者正希望这样一种腐烂消亡的气息，其实是向另一个世界努力伸展。我想这才是作者创作的目的。少年所带来的孤独和一代人灵魂的死亡，正是指向另一种新生。

　　在他笔下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青春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单纯的世界，在少年的世界，无法解释的和可怕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这个巨大、 强力的世界中，宿命和轮回从来都不是围绕任何人运转。那些对于少年来说，复杂难懂的人生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一定会向人们展示它的全部真相—— 可怕的真相和美好的真相。失去灵魂的人、丢了魂魄的人在自我救赎中，一定会一点一滴再把自己拼凑起来。

　　在那个成为无主灵魂的碎片中，每个人一定还有一片是遗留在别处的，当你发现人心其实都是镜子的反照，你曾经的冷漠、自私、贪欲和残暴，其实都是你自己。在那一片片拾回自己灵魂的途中，即使每一片的拾回都是煎熬，可是这部小说也教会了你如何学会安然。

　　于是小说的最后，孤独的白小姐，有着寓意的蝉，“看见了自己一缕一缕的魂，它们在一根粗铁丝上微微颤动。她的魂曾经散落各处，现在被保润收集起 来，一缕一缕地挂在水塔里，陈列，或者示众。这座水塔是她的纪念碑，它也许一直在等着她，等她来瞻仰自己的魂，等她来祭典自己的魂”。

　　而作为小说的写作者，他希望他能用这些文字堵住一条通往罪恶的路，把一个秘密交给菩萨，从此以后，仁慈的菩萨会镇守所有黑暗的秘密，回到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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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记》作为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ZT



张光芒


苏童，1963年生，江苏苏州人。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著有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苏童与悲剧美学的三种形态

《黄雀记》无论在苏童的创作史上，还是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都是一个带有现象意味的存在，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挖掘的美学标本。它融纳了多重思想元素，以其强大的个性印记和隐喻性挑战着阅读和研究界的审美习惯。从近年来评论界的反应来看，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意象美学、成长叙述、女性悲剧、救赎主题等多种研究视角都有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相关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这一方面足见其强烈地激发了论者的阐释冲动，另一方面，这些讨论的多向性似乎也说明对于它的审美评价和价值定位尚存犹疑，莫衷一是，颇多浅尝辄止之论。

《黄雀记》特别值得挖掘的是其独具特质的悲剧美学意蕴。苏童近40年的小说创作所涉领域极为广泛，在女性题材、历史题材、成长题材、现实题材等方面，都有不少的精品杰作。尽管题材多样，故事各异，但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大多篇章基于作家对于“人的困境”的深度体验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悲剧美学色彩。

当我们把悲剧美学作为评论视角时，自然不能只是古老的悲剧理论对具体的文本泛泛而谈。就苏童的小说创作而言，总体上表现出三种基本的悲剧形态，即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强调的是人与社会、时代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像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河岸》等，都存在着这样的冲突主线。社会悲剧作为一种基本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历史悲剧、英雄悲剧等。

苏童笔下的命运悲剧形态，有些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但是，正如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所表现的一样，苏童的命运悲剧不会刻意放大造成悲剧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苏童会突出作为悲剧根源的强大的文化力量。比如，《妻妾成群》的故事叙述就有意淡化历史与社会背景，颂莲无论怎样表现，都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桎梏，因此，它同时也是女性悲剧和文化悲剧。

在悲剧命运面前，颂莲们的被动性是第一位的，主体性、主动性难以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性格上是否具有反抗性也不能影响悲剧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成群的妻妾谁的性格越刚强，谁越争强好胜，谁的命运往往越发悲惨。而在《黄雀记》中则完全不同，无论是保润、柳生，还是仙女，他们都有许许多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都有向好的方向上改变人生的机遇和可能。换言之，他们不是被动地走向了悲剧，而是因性格的缺陷或者在主动的选择之下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人生悲剧。由此，《黄雀记》建立起以性格悲剧为核心的美学形态。

性格悲剧与性格冲突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另一方面先天远离宗教文化体系，因之，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悲剧美学上表现出两个基本面相。其一是以“社会—历史”悲剧为主要形态；其二，即使产生了一些带有命运悲剧性质或者性格悲剧色彩的创作，也大多与前者纠结在一起，或者三种悲剧形态交互杂糅。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叔本华所分析的诸种悲剧类型，难以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典型文本。苏童小说创作虽然也难以完全脱离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但相对而言，其悲剧创作在三种类型的纠缠中，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剥离意识与重构性。

悲剧美学的建构离不开悲剧冲突的设计。于《黄雀记》而言，尽管小说故事的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香椿树街历经改革开放之初的春天到消费文化盛行的惶乱，但悲剧的主体冲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个体抗争与社会压抑的矛盾。主人公命运沉浮的轨迹，也不必然地取决于时代的变迁。当我们说苏童小说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关系时，应该主要限于他创作中的社会悲剧文本，同时也容易忽视时代之“大”与人物之“小”的相对性，甚至遮蔽掉小人物身上隐藏的主体世界和丰富的性格内涵。

在《黄雀记》中，悲剧冲突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性格的冲突，悲剧的走向也与复杂的性格冲突息息相关。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构成了小说悲剧结构的主线。祖父与母亲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性格矛盾与生活冲突。三位年轻主人公两两之间都发生了纠缠不清的性格冲突。与许多婚恋题材创作不同，保润与仙女的恩怨情仇，与贫富对立、地位差别等常见矛盾无多大关联。保润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仙女就被她身上那股“古里古怪的诗意”强烈吸引，无来由地喜欢上她，想方设法地接近她，但容貌姣好、骄横无礼的仙女并不掩饰对保润的嫌弃。少年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引发了敏感倔强、性格执拗的保润的攻击性和征服欲。在水塔的争吵中，情急之下，他以因照顾祖父练就的捆绑绝技将仙女拴在铁梯上，跑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强奸案的发生，也导致了保润的十年冤狱生涯。

二人之间的这种性格冲突直到保润出狱后再次相见时一如既往。保润找到变身白小姐的仙女要求“清账”时再次发生了争吵，白小姐不惮以恶言恶语刺激前者的自尊，她用“诚实的目光”，用实话实说的坦诚，直言“我实话告诉你，你以前很丑的，比现在还丑，又丑又抠门，柳生以前多帅啊，花钱大方，舞又跳得好，帅哥么，女孩子心里都喜欢的。”

小说结局阶段，保润突然放弃已经“清账”并原谅对方的承诺，在柳生的婚礼上捅死柳生，这似乎显得突兀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保润性格中有着被压抑至无意识层面的阴鸷暴力倾向，但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根源则是因为即使因落魄寄居于保润家中以后，这位多年周旋于男人中间的风尘女子依然未改其自以为是、心高气傲的心性，未能顾及保润的感受，以一句脱口而出的“你爸爸的裤子，让柳生穿走了”让木讷而压抑的保润深感奇耻大辱，触发了他的过激反应机制。

与强大的外力作用导致的社会悲剧不同，也与惘惘之中被无情主宰的命运悲剧有异，性格悲剧往往发生于不经意的性格冲突，以始料未及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启人深思的悲剧结局。

性格的内在冲突及其美学意蕴

在《黄雀记》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尚只是悲剧冲突的外在冲突层面，它构成的是悲剧美学的表层结构；而发生于个体内部的自我内在冲突则具有更为深刻的审美价值，它体现着从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文化急剧转型时期人们内部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乃至分裂性。道德的变迁、人性的变异、动态的人心文化等尖锐复杂的问题都蕴藏在悲剧美学的深层结构之中。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三个悲剧主人公形象，都不是那种与典型时代环境中相对应的带有某一阶层思想或者身份意识的典型人物。但其性格又绝非那种概念化的扁平人物，或者表达作家某种理念的传声筒，而是鲜活的、丰满的，更重要的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和矛盾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我们很难用某种固定的道德概念或价值判断来框定它们。

保润性格中既有盲目冲动、孤僻固执的底色，但同时也带有懵懂单纯、渴望被爱的一面。他胳膊上刻上“君子”“报仇”这样扎眼的刺青，无妄之灾让他的仇怨沉淀了几分，也让他成长了几分。而所谓复仇，也不过是要求回到水塔与仙女跳一曲小拉，事后就算“清账了”。保润对懵懂情愫的执念以及他性格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意志，几乎让人看到了与生活和解的可能。自卑与自尊、复仇与和解、执念与放下、疯狂与理智，构成了保润性格中极其尖锐的一系列内在冲突，而且作为动态的矛盾张力推动着悲剧的走向。

常见到有论者评介《黄雀记》时，说它是用一种怪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被冤枉的少年，“如何在命运的裹挟下，一步步走向杀人深渊的故事”。类似这样的评价未免夸大了社会与命运的裹挟作用，而低估了主人公的性格冲突及其作用。性格决定命运，在苏童小说所建构的悲剧美学世界中，绝不只是展现大时代的滚滚车轮如何碾压小人物的命运，更要符合逻辑地展现小人物也有庞大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

侥幸逃脱惩罚的强奸犯柳生，其性格中则纠结了复杂的善与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油滑投机，痞性十足；但另一方面他又灵活大度，勇于忏悔，心存纯洁的一角。正如在庞先生别墅的露台上，白小姐问柳生是否做过祷告时，柳生所回的：“上帝和菩萨，我都无所谓。我就巴结财神爷，财神爷才是老大，你不信到庙里去看看，谁那儿的香火最旺？谁的香火旺，谁就是老大！”极为真实地道出了他唯利是图的一面。但这并非他性格的全部。

柳生多年“夹着尾巴”做人做事，长期代替保润照顾祖父，这不能不说是心甘情愿的向善之举。柳生心中的纯情与善念，还存系于那个当年的仙女。每当他想到当年那个仙女，骨子里就觉得没有其他女人比得上她。柳生善做生意，手上宽裕，也有过不少女人；但在他内心深处，“谁也不如仙女干净，谁也不如仙女刺激，谁也不如仙女性感。”即使面对落魄而归的白小姐的颐指气使，柳生也甘愿鞍前马后、赴汤蹈火。柳生性格内在的复杂冲突，显然不是简单的内疚或者还债心理能够解释的。

作为受害人与施害者的集合体，仙女身上的可怜与可恨之处都是那么突出。她以高傲洒脱的姿态掩盖孤独空虚之感，试图通过狂热追逐物质欲望改变弱者地位，滑向堕落的深渊却又不放弃对爱情的幻想。

变身白小姐后，她凭借颇为自信的姿色与智慧，几乎是以雌雄关系中身居优势的强大“母螳螂”一方自居，将男人视为自己的猎物，视为自己视野之内可控的“蝉”。然而，仅仅是一次在欧洲的浪漫之夜的忘我动情，她糊里糊涂地避孕失败。性格上的弱点强化了她人生的悲剧性。“为了报答一个夜晚的恩情，也许要付出一生的代价”。问题更在于，她忘了，这“恩情”难道是值得报答的么？“她发现自己的弱点像雨后春笋，任何一场雨下在任何一个角落，笋尖便会猝不及防地钻出地面，若要长成一棵竹子也好，可惜，弱点的春笋，最终都是被人割去食用的。”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的选择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的本质。但对于白小姐来说，我们惊讶地发现无论她怎样选择，都改变不了她的悲剧本质，也改变不了在堕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方向。怀上台商庞先生的孩子后，她先是选择去打胎，庞先生毕竟不是那种她离不开的年轻帅哥。临手术前，她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孩子并去找庞先生，她感觉庞先生似乎正是她黑暗里的光。可惜她太自负也太自恋了，见面一番试探和失望后的发作之下，两人反目成仇。

性格的内在悖论与人格的分裂，使仙女的自我成为自我的敌人，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他人，她都看不到真实。“白小姐的夏天”一开始有这样一句话：“她与我们这个城市之间，似乎有一个不公的约定，约定由命运书写，我们这个城市并不属于她，而她天生属于这个城市。她又回来了。一条鱼游来游去，最终逃不脱一张撒开的渔网。”这张渔网的确便是那逃不脱的人生悲剧，但白小姐只清醒地预见了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她也许永远参不透。那就是，这张渔网并非完全由外在的大手编织而成，她自己也是作茧自缚的编织者。

如果说黄雀无处不在，那么，每个个体都应该知道，你在作为螳螂去捕食蝉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自我制造着一只黄雀。《黄雀记》以隐喻的形式完成了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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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记》作为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ZT
张光芒


苏童，1963年生，江苏苏州人。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著有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苏童与悲剧美学的三种形态

《黄雀记》无论在苏童的创作史上，还是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都是一个带有现象意味的存在，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挖掘的美学标本。它融纳了多重思想元素，以其强大的个性印记和隐喻性挑战着阅读和研究界的审美习惯。从近年来评论界的反应来看，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意象美学、成长叙述、女性悲剧、救赎主题等多种研究视角都有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相关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这一方面足见其强烈地激发了论者的阐释冲动，另一方面，这些讨论的多向性似乎也说明对于它的审美评价和价值定位尚存犹疑，莫衷一是，颇多浅尝辄止之论。

《黄雀记》特别值得挖掘的是其独具特质的悲剧美学意蕴。苏童近40年的小说创作所涉领域极为广泛，在女性题材、历史题材、成长题材、现实题材等方面，都有不少的精品杰作。尽管题材多样，故事各异，但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大多篇章基于作家对于“人的困境”的深度体验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悲剧美学色彩。

当我们把悲剧美学作为评论视角时，自然不能只是古老的悲剧理论对具体的文本泛泛而谈。就苏童的小说创作而言，总体上表现出三种基本的悲剧形态，即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强调的是人与社会、时代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像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河岸》等，都存在着这样的冲突主线。社会悲剧作为一种基本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历史悲剧、英雄悲剧等。

苏童笔下的命运悲剧形态，有些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但是，正如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所表现的一样，苏童的命运悲剧不会刻意放大造成悲剧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苏童会突出作为悲剧根源的强大的文化力量。比如，《妻妾成群》的故事叙述就有意淡化历史与社会背景，颂莲无论怎样表现，都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桎梏，因此，它同时也是女性悲剧和文化悲剧。

在悲剧命运面前，颂莲们的被动性是第一位的，主体性、主动性难以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性格上是否具有反抗性也不能影响悲剧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成群的妻妾谁的性格越刚强，谁越争强好胜，谁的命运往往越发悲惨。而在《黄雀记》中则完全不同，无论是保润、柳生，还是仙女，他们都有许许多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都有向好的方向上改变人生的机遇和可能。换言之，他们不是被动地走向了悲剧，而是因性格的缺陷或者在主动的选择之下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人生悲剧。由此，《黄雀记》建立起以性格悲剧为核心的美学形态。

性格悲剧与性格冲突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另一方面先天远离宗教文化体系，因之，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悲剧美学上表现出两个基本面相。其一是以“社会—历史”悲剧为主要形态；其二，即使产生了一些带有命运悲剧性质或者性格悲剧色彩的创作，也大多与前者纠结在一起，或者三种悲剧形态交互杂糅。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叔本华所分析的诸种悲剧类型，难以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典型文本。苏童小说创作虽然也难以完全脱离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但相对而言，其悲剧创作在三种类型的纠缠中，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剥离意识与重构性。

悲剧美学的建构离不开悲剧冲突的设计。于《黄雀记》而言，尽管小说故事的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香椿树街历经改革开放之初的春天到消费文化盛行的惶乱，但悲剧的主体冲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个体抗争与社会压抑的矛盾。主人公命运沉浮的轨迹，也不必然地取决于时代的变迁。当我们说苏童小说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关系时，应该主要限于他创作中的社会悲剧文本，同时也容易忽视时代之“大”与人物之“小”的相对性，甚至遮蔽掉小人物身上隐藏的主体世界和丰富的性格内涵。

在《黄雀记》中，悲剧冲突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性格的冲突，悲剧的走向也与复杂的性格冲突息息相关。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构成了小说悲剧结构的主线。祖父与母亲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性格矛盾与生活冲突。三位年轻主人公两两之间都发生了纠缠不清的性格冲突。与许多婚恋题材创作不同，保润与仙女的恩怨情仇，与贫富对立、地位差别等常见矛盾无多大关联。保润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仙女就被她身上那股“古里古怪的诗意”强烈吸引，无来由地喜欢上她，想方设法地接近她，但容貌姣好、骄横无礼的仙女并不掩饰对保润的嫌弃。少年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引发了敏感倔强、性格执拗的保润的攻击性和征服欲。在水塔的争吵中，情急之下，他以因照顾祖父练就的捆绑绝技将仙女拴在铁梯上，跑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强奸案的发生，也导致了保润的十年冤狱生涯。

二人之间的这种性格冲突直到保润出狱后再次相见时一如既往。保润找到变身白小姐的仙女要求“清账”时再次发生了争吵，白小姐不惮以恶言恶语刺激前者的自尊，她用“诚实的目光”，用实话实说的坦诚，直言“我实话告诉你，你以前很丑的，比现在还丑，又丑又抠门，柳生以前多帅啊，花钱大方，舞又跳得好，帅哥么，女孩子心里都喜欢的。”

小说结局阶段，保润突然放弃已经“清账”并原谅对方的承诺，在柳生的婚礼上捅死柳生，这似乎显得突兀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保润性格中有着被压抑至无意识层面的阴鸷暴力倾向，但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根源则是因为即使因落魄寄居于保润家中以后，这位多年周旋于男人中间的风尘女子依然未改其自以为是、心高气傲的心性，未能顾及保润的感受，以一句脱口而出的“你爸爸的裤子，让柳生穿走了”让木讷而压抑的保润深感奇耻大辱，触发了他的过激反应机制。

与强大的外力作用导致的社会悲剧不同，也与惘惘之中被无情主宰的命运悲剧有异，性格悲剧往往发生于不经意的性格冲突，以始料未及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启人深思的悲剧结局。

性格的内在冲突及其美学意蕴

在《黄雀记》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尚只是悲剧冲突的外在冲突层面，它构成的是悲剧美学的表层结构；而发生于个体内部的自我内在冲突则具有更为深刻的审美价值，它体现着从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文化急剧转型时期人们内部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乃至分裂性。道德的变迁、人性的变异、动态的人心文化等尖锐复杂的问题都蕴藏在悲剧美学的深层结构之中。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三个悲剧主人公形象，都不是那种与典型时代环境中相对应的带有某一阶层思想或者身份意识的典型人物。但其性格又绝非那种概念化的扁平人物，或者表达作家某种理念的传声筒，而是鲜活的、丰满的，更重要的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和矛盾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我们很难用某种固定的道德概念或价值判断来框定它们。

保润性格中既有盲目冲动、孤僻固执的底色，但同时也带有懵懂单纯、渴望被爱的一面。他胳膊上刻上“君子”“报仇”这样扎眼的刺青，无妄之灾让他的仇怨沉淀了几分，也让他成长了几分。而所谓复仇，也不过是要求回到水塔与仙女跳一曲小拉，事后就算“清账了”。保润对懵懂情愫的执念以及他性格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意志，几乎让人看到了与生活和解的可能。自卑与自尊、复仇与和解、执念与放下、疯狂与理智，构成了保润性格中极其尖锐的一系列内在冲突，而且作为动态的矛盾张力推动着悲剧的走向。

常见到有论者评介《黄雀记》时，说它是用一种怪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被冤枉的少年，“如何在命运的裹挟下，一步步走向杀人深渊的故事”。类似这样的评价未免夸大了社会与命运的裹挟作用，而低估了主人公的性格冲突及其作用。性格决定命运，在苏童小说所建构的悲剧美学世界中，绝不只是展现大时代的滚滚车轮如何碾压小人物的命运，更要符合逻辑地展现小人物也有庞大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

侥幸逃脱惩罚的强奸犯柳生，其性格中则纠结了复杂的善与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油滑投机，痞性十足；但另一方面他又灵活大度，勇于忏悔，心存纯洁的一角。正如在庞先生别墅的露台上，白小姐问柳生是否做过祷告时，柳生所回的：“上帝和菩萨，我都无所谓。我就巴结财神爷，财神爷才是老大，你不信到庙里去看看，谁那儿的香火最旺？谁的香火旺，谁就是老大！”极为真实地道出了他唯利是图的一面。但这并非他性格的全部。

柳生多年“夹着尾巴”做人做事，长期代替保润照顾祖父，这不能不说是心甘情愿的向善之举。柳生心中的纯情与善念，还存系于那个当年的仙女。每当他想到当年那个仙女，骨子里就觉得没有其他女人比得上她。柳生善做生意，手上宽裕，也有过不少女人；但在他内心深处，“谁也不如仙女干净，谁也不如仙女刺激，谁也不如仙女性感。”即使面对落魄而归的白小姐的颐指气使，柳生也甘愿鞍前马后、赴汤蹈火。柳生性格内在的复杂冲突，显然不是简单的内疚或者还债心理能够解释的。

作为受害人与施害者的集合体，仙女身上的可怜与可恨之处都是那么突出。她以高傲洒脱的姿态掩盖孤独空虚之感，试图通过狂热追逐物质欲望改变弱者地位，滑向堕落的深渊却又不放弃对爱情的幻想。

变身白小姐后，她凭借颇为自信的姿色与智慧，几乎是以雌雄关系中身居优势的强大“母螳螂”一方自居，将男人视为自己的猎物，视为自己视野之内可控的“蝉”。然而，仅仅是一次在欧洲的浪漫之夜的忘我动情，她糊里糊涂地避孕失败。性格上的弱点强化了她人生的悲剧性。“为了报答一个夜晚的恩情，也许要付出一生的代价”。问题更在于，她忘了，这“恩情”难道是值得报答的么？“她发现自己的弱点像雨后春笋，任何一场雨下在任何一个角落，笋尖便会猝不及防地钻出地面，若要长成一棵竹子也好，可惜，弱点的春笋，最终都是被人割去食用的。”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的选择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的本质。但对于白小姐来说，我们惊讶地发现无论她怎样选择，都改变不了她的悲剧本质，也改变不了在堕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方向。怀上台商庞先生的孩子后，她先是选择去打胎，庞先生毕竟不是那种她离不开的年轻帅哥。临手术前，她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孩子并去找庞先生，她感觉庞先生似乎正是她黑暗里的光。可惜她太自负也太自恋了，见面一番试探和失望后的发作之下，两人反目成仇。

性格的内在悖论与人格的分裂，使仙女的自我成为自我的敌人，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他人，她都看不到真实。“白小姐的夏天”一开始有这样一句话：“她与我们这个城市之间，似乎有一个不公的约定，约定由命运书写，我们这个城市并不属于她，而她天生属于这个城市。她又回来了。一条鱼游来游去，最终逃不脱一张撒开的渔网。”这张渔网的确便是那逃不脱的人生悲剧，但白小姐只清醒地预见了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她也许永远参不透。那就是，这张渔网并非完全由外在的大手编织而成，她自己也是作茧自缚的编织者。

如果说黄雀无处不在，那么，每个个体都应该知道，你在作为螳螂去捕食蝉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自我制造着一只黄雀。《黄雀记》以隐喻的形式完成了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