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与钱钟书、杨绛的交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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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父母
——黄蜀芹与钱钟书、杨绛的交往
黄蜀芹与钱钟书、杨绛的交往

黄蜀芹与钱钟书、杨绛的交往

1990年，黄蜀芹刚拍完《人鬼情》不久，手头正筹备下一部戏《画魂》，剧本已经弄了好多年，却还是停留在拍还是不拍的阶段。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上影厂的编剧孙雄飞来找她拍一个电视剧。据黄蜀芹本人回忆，当编剧孙雄飞提出大家合作拍摄电视剧《围城》的时候，黄蜀芹还没有想到这个剧指的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同名小说。她还以为是个打仗的戏，后来才知道是写二十世纪30年代留学生回国以后的故事。《围城》小说里头的这些事情，在黄蜀芹看来，太熟悉不过了，她说：“他们怎么折腾，先回上海再去内地，再怎么回上海。他们走的路线跟我爹妈是一样的。”[1]
但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曾言“拙作上荧屏不相宜”。黄蜀芹和孙雄飞明白，要拍《围城》，必先拜访钱钟书夫妇。对于拍还是不拍这个问题，当年的黄导真是顾虑重重，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真的很怕，万一拍不好，惹得老先生不满意怎么办？或者钱、杨夫妇不同意我们拍摄这部作品又怎么办？” 据说当时深居浅出的钱钟书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也曾用他一贯的幽默：“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看是哪个鸡生的？”婉言拒绝过许多人。这使得黄蜀芹怎么也不敢上门求见，多亏编剧孙雄飞有主意，他想到柯灵曾经与钱钟书交往甚深，两人情谊非同一般。于是，他请出柯灵亲自提笔引荐。怀揣着柯灵的介绍信，黄蜀芹一行登上了赴京的飞机，叩开了北京三里河钱钟书先生的家门。
大学者终究是气度不凡，虽然淡泊名利、言辞犀利、冷僻孤傲，但内心却有着挚诚朴实、平易随和、善解人意的真性情。他们非但没有拒绝远道而来的客人，相反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他们。黄蜀芹事后回忆对钱钟书夫妇的第一印象时说道：“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他们从不会敷衍，更不客套，不啰嗦，是非常本质化的知识分子。看见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那么超脱率真。或许因为他们都曾经留学英国的缘故吧。”[2]
柯灵那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老友间真挚的感情和相互信任，打消了两位老人的顾虑。尤其是当他们得知眼前的这位女导演正是黄佐临的女儿时，立刻就答应了小说改编权的授予问题。因为黄佐临先生在“孤岛”时期曾经无私地帮助过钱家。1940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生活一度非常困难，尽管两人都兼了很多课，家庭教师、小学教员，还要自己动手做煤球、劈柴烧火，什么工作都做，生活非常拮据。就在这时，黄佐临的苦干剧团看中了杨绛写的两个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佐临先生亲自担任这两出戏的导演，把杨绛的戏搬上了舞台。随后，还将一笔丰厚的稿费及时地送到钱家，解了钱杨夫妇“筹米筹钱”的燃眉之急。所以，对于黄佐临的人格和才华，他们感同身受，而且多年来对于他的帮助也始终铭记在心。就这样剧组获得了小说《围城》的改编权，也成就了日后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部精品。
说起“孤岛时期”，对于父辈们的交往，当时还是小女孩的黄蜀芹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她说，上世纪40年代初，自己曾经跟随父亲去长城电影院的排练现场，在去的路上，也会时常看到钱钟书和杨绛两人在复兴路上散步，父亲也总是会停下来，和他们说上一会儿话。父辈们曾经拥有那样的深情厚谊，所以钱钟书和杨绛把黄蜀芹看作自己的晚辈。在后来和黄蜀芹的通信中，他们一直亲密地称呼她为“蜀芹贤侄女”。
在拍摄《围城》的过程中，两位先生曾多次写信给黄蜀芹，鼓励她创作的信心。由于在一次意外中腿骨骨折，黄蜀芹只能坐着轮椅指挥拍摄。钱钟书和杨绛闻悉此事后立刻去信慰问，杨绛的信中说：“看的时候，一半是感激，一半是抱歉（因为害你伤了腿不得休息）。”钱钟书的信中说：“尊体过于操劳，未得恢复，愚夫妇均极挂念，我尤觉得是拙著牵累尊体，内疚更深。惟有祝吉人天相，早日病除，无任大愿。”他们把黄蜀芹的工作和受伤看成是自己的过失和责任，高尚纯净的人格可见一斑。在得知黄蜀芹的病情有所好转之后，钱钟书不顾手指腱鞘炎的折磨，又去信祝贺，欢呼雀跃之情跃然纸上：“得知‘高压氧’治疗见效，尤使愚夫妇心上一块石头的一大片落地。衷心祝你早日康复。”，杨绛先生对黄蜀芹说：“我只希望你的腿早早复元，早日能活蹦乱跳，可以看见你。我对拄着拐杖的你，五体投地地佩服，对活蹦乱跳的你，该是不知多么高兴又佩服了。”
《围城》的片子完成后不久，样带便送到了钱、杨夫妇家中，这时候黄蜀芹又有些忐忑不安了，她不知道老先生会对自己的作品有何评价。然而没过多久，钱、杨夫妇就寄来了充满肯定与赞扬的信件，信中说电视较之小说没有走样，夫妻两人一直看到了半夜，欲罢不能，剧中的那些人和事，仿佛又把他们回到了那个时代，带回到了上海。这封来信真是让作为导演的黄蜀芹兴奋开心了许久。尽管这样，黄蜀芹还是提笔回信给钱杨两位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些自我批评。对于作品中的不可避免的某些遗憾，钱钟书非常包容，他宽慰黄蜀芹：“我是八旬老翁，和你不同，白居易诗云：‘幸免非常病，敢当本分衰’，在拇指因多写字儿积久牵制不便，正是‘本分衰’，理所当然；电疗已稍好，乐得借此推却许多索请题签的麻烦……愚夫妇除一二小节外，实在很满意。对于艺术作品也许不能要求完善无疵。记得《红楼梦》里史湘云说话‘咬舌子’，脂砚斋评语说什么‘真正的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施之病’等。外国诗人也说：‘faultlessly fauty , splendidly null’。只有不创作（包括导演、表演、绘画etc.）的人，才会不创作坏东西。”杨绛给黄蜀芹讲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对于电视剧《围城》的好评，讲有一位学者看了《围城》，因为高兴而不慎从桌子上笑得摔下来的故事，以宽慰黄蜀芹惴惴不安的心情，给予了她莫大的精神支持。
黄蜀芹一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角色是否能符合钱先生的最初的艺术感觉。对此，钱钟书也在信中表示：“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又信及：“诗情变成画意，一定非要把诗改了不可；好比画要写成诗，一定要把画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编是艺术的一条原则。”“媒介物决定内容，把杜甫变成画，用颜色，线条，杜诗是素材，画是成品，这是素材与成品、内容与成品的关系。这里一层一层的关系，想通这个道理就好了，你的手就放得开了。艺术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成品，每一本书都是成品，所以你放心好了。”

是英达推荐的葛优

《围城》的拍摄，应该是异常愉快和顺利的，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拍摄资金的限制，没有能够同期录音。由于《围城》的小说已经深入人心了，所有演职人员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也许是出于对作者钱钟书先生的敬意，全体人员都非常认真。比如当时有一位上海人艺的女演员徐金金，她分到的角色是一个小寡妇，一个不太起眼的小角色，她到《围城》摄制组等了整整一个月，还没拍上她的戏，所以一直在剧组做准备。等到拍她的“小寡妇骂街”这场戏的时候，小寡妇骂李梅亭那些人，她就用苏州话骂，骂得痛快，骂得艺术，拍完之后，全场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全体人员热烈鼓掌，就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太好了，就那么一场戏，大家对她都特肯定。据说在当年的《围城》剧组，每拍完一场，现场就会集体鼓掌。
《围城》当中集合了三代演员，从最老的到最年轻的。对于《围城》演员的挑选，黄蜀芹当年的要求是“要做到几十年不后悔”。现在看来基本做到了。当时陈道明已经演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但是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演过电视剧。当时，吕丽萍还没有演过电视剧，但是她是上影厂的演员，一个北方来的女孩子，觉得环境挺陌生，不愿意在上海呆，她和黄蜀芹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在《童年的朋友》中，他已经跟黄蜀芹合作过一次。
对于陈道明，当时我只看过他的《末代皇帝》，跟他本人也不认识、不熟悉。我觉得他的可塑性很大，不是只能演一种单一类型的角色，会多面一点，所以找了他。一开始，他也很谨慎，他先跑来，跟你们聊一聊，看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跟他合拍。然后看看摄制组成员的筹备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后来接触的过程中我证实了自己最初的对陈道明的印象。陈道明日常行为跟方鸿渐这个人物还是有很大差距，不完全一样。所以说，陈道明是个很好的演员，他能够塑造好方鸿渐。方鸿渐的性格跟他本人差别很大，但是他能够找到那种状态，进入那个状态，而且进入得很快。我记得，到开拍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他从拿到剧本到进入角色非常快。
那时候大部分人还不是非常出名，现在都是了不起的演员了，象葛优、英达、吕凉、李媛媛、史兰芽等等。葛优的妈妈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她听说上海要拍《围城》，她就托英达，然后英达来跟我说的，他就说北影的文学编辑谁谁谁，名字我现在说不出来，她的儿子叫葛优，她希望你们把葛优弄来演个角色。我说你把照片拿来我看看，我不知道，那时候葛优是什么样的。《编辑部的故事》好像1990年那时候还没出来吧，那是在《围城》之后，大概1992年出来的。那么就这样，看了他的照片，觉得可以演那个教授，我们因为前面已经开拍了。葛优就出演作家钱钟书笔下的李梅亭，算是一个文人中的小人。因为这个角色前面已经定了人的，但是葛优挺合适，就改让葛优演了，所以是英达推荐的葛优。

英若诚扮演三闾大学的校长
戏里，扮演高松年的是文化部当时的部长英若诚，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扮演的是那位脸“圆如太极”的曹元朗先生，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扮演了那位周经理。有人问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能把老中青三代演员都聚集到这部戏里，而且都那么有名的演员？其实，这都是巧合和机缘。
英若诚就是英达的父亲，来跟我说，其实是英达告诉我，说他爸爸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钱钟书是他的英文老师，而且他知道钱钟书的分量。所以就叫英达带话给我们，意思是说如果有角色需要他来出演的话，他一定会参加，以此来表达对大师的敬意。后来他真的来了，饰演了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一角，在我看来，他的自荐和热情，表达了他对经典的尊重和对大师的致敬。但是真正决定让老人家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有些顾虑的，一是担心他的身体，而是他是文化部长，几乎是天天开会，那倒时候怎么拍呀？英达就说，你们放心，老头就是要拍，你就给他演一个，然后说好不许请假就不请假。这样才打消了我们的顾虑，让英若诚扮演三闾大学的校长，不阴不阳的那个高松年戏虽然不多，但是这位先生非常敬业，他来了以后，果然什么事情都不安排，一心一意在剧组，我们于是就抢他的戏，一个礼拜以后基本上就拍完了。样片出来，英若诚果然把这个面不善心不慈、世故狡猾的校长表现得入木三分。
张口闭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位教育部官员扮演者为著名演员李天济，他还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编剧。曾经出演过《乌鸦与麻雀》中饰演国民党军官候义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大家一起进过牛棚嘛，李天济被弄到牛棚里，后来我也被弄到牛棚里，什么原因我就不讲了。然后跟李天济这些人关系挺好，解放以后，还一块儿折腾过剧本。所以我跟李天济是很熟的，我和他一起蹲过牛棚，后来住得也不远，常常串串门什么的。我觉得，他那个长相，很有特点，《围城》我们算过有一百多个演员，都是有名有姓的，因为他们是旅行小说，总搬地方嘛，搬一个地方出来一群新人，搬一个地方出来一群新人。那么一定要有特点，你如果长相都一样的，概念里的知识分子戴一个眼镜，相貌堂堂的，人家记不住的。所以李天济，我觉得特别适合演里头的一些角色。

钱钟书先生对苏文纨大加赞赏
我对李媛媛有很好的印象。我看过她好多舞台剧，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她装扮上以后特有魅力，刻画人物角色的能力很强。但是生活中为人特别朴实，不宣扬自己，不重名利，非常好的一个人。人非常好，而且戏非常好。那个苏小姐，其实挺难演的，这个角色要有高贵的一面，又要有俗不可耐的一面，是《围城》里面被读者所熟悉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钱先生的功力、笔力。苏文纨很难找，因为现在的演员里，有这种贵族气的人不多，贵族气再加俗气，都要有。所以我就想到了李媛媛。我认为她适合演苏文纨，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其实她的戏份并不多，但非常重要。后来看来很成功，观众反应很好，钱钟书先生对苏文纨大加赞赏，说媛媛塑造得很成功。
吕丽萍是个很用功的演员。她中戏毕业以后，分到了上影。然而，她一直不太适应上海的生活，反正是不愉快，但我跟她处的很好。我在导演《围城》前拍过一部电影《童年的朋友》，我找她演一个小童养媳。我们一直在陕北那边，在黄河边上住了两个月，这样有过接触和了解。之后，她常常到我家来串门，她一个小姑娘自己在上海，我觉得她那个时候挺难。她很用功，不惹事，很出色。现在，吕丽萍跟我联系得最多，还一块儿去看戏。
十六岁的史兰芽饰演了唐晓芙这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美恬静的少女。史兰芽姣好的面容，善睐的眼神，青春的活力，知性的气质非常符合角色。方鸿渐透过别墅的窗户，看见草地上奔跑的唐晓芙，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史兰芽把一个都市中生活优越的富家小姐的“青春”和“脱俗”刻画得异常生动，第一美人“汪太太”由于慧扮演。汪太太之美，美在肌肤胜雪，美在少妇风情。不过，汪太太也是朵带刺的玫瑰，她对汪处厚说：我就不相信，你还年轻过！对赵辛楣说：你的胆子，只有芥菜子这么大！对高校长说：你这么带劲干吗？吃醋也轮不到你呀！于慧演得妩媚、辛辣，高贵而犀利。
宋忆宁打破自己的形象，在嘴里塞了棉花，又架起了老花眼镜，把头发剪得又短又平，演了“三民主义老小姐”、大学生的女指导范小姐。以至于看过《围城》的观众，很少能够把她认出来。盖丽丽的“朱古力”鲍小姐，放浪而绝情。因为天生皮肤白皙，和人物的形象有距离，为此，拍戏时每次都要浑身上下涂上棕色油彩，梳成长波浪的发式，光化妆就要几个小时。有一次拍黎明时的戏，盖丽丽化完妆后坐到天亮，整夜不眠，非常敬业和认真。当年因为在《咱们的牛百岁》中饰演“牛百岁”而红遍大江南北的演员梁庆刚，扮演只有五分钟戏的侯营长。为了这个角色，“牛爷”（人们对他的爱称）竟然剃了个“秃瓢”。这种精神，眼下已经很少见到。
1940年代的电影红小生顾也鲁被请来扮演口吃并心怀叵测的韩学愈教授。他举重若轻，严的活龙活现。他非常注意细节，在处理韩教授口吃说不出“欢迎光临”的那个“临”字时，他“光”了半天，让方鸿渐给补上了“临”字，令人发笑，觉得他演得太好了。

本文已经刊于《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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