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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尽力生活,真诚写作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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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1 21:0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尽力生活,真诚写作:作为贫困者、酗酒者与小说家的卡佛ZT

界面新闻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雷蒙德·卡佛做过许多工作,锯木工、夜间清洁工、送货员、售货员,出版公司的编辑是他找到的一份白领工作,后来很快就被解聘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糟糕的活儿我都干过。一年工作五十周,每天在橡胶厂或锯木厂工作十个小时。……做着这种朝八晚五,或者晚上十一二点到早晨七点的工作,你疲劳不堪地回到家,累得什么都不想干了 。”他在一次采访里说。

卡佛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938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伐木小镇。他的父亲是锯木厂的锉锯工人,母亲做过售货员和女招待,每样工作都干不长,有时在家待着。高中毕业后,卡佛去父亲的锯木厂工作。到二十岁时,卡佛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搬到加州,上了一所州立大学,并开始打零工讨生活。他第一本正规出版的作品是诗集《冬季失眠症》,1976年出版了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次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出版后收获了大量的读者与声誉。1983年,美国艺术文学院给予了卡佛为期五年、每年35000美元的津贴, 这是第一次他在人生中同时拥有时间和金钱,同年他出版了第三本小说集《大教堂》。


年轻时的卡佛
很多读者对卡佛小说里描绘的失业者和中下阶层的家庭生活印象深刻。不少评论也称,他的小说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人的处境,他们被一些破旧不堪的消费品围绕,像是损坏了的冰箱、破旧的客厅家具、不像样子的汽车,妥协和放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某一瞬间他们或许不再想妥协了,最后却意识到,其实什么都没能改变。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中文版日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收录了卡佛生前接受的25次采访,时间跨度涵盖了他创作生涯最重要的十年。这些访谈为我们呈现了卡佛小说的现实基础——对话和人物往往来自他的经验或听说之事,甚至是从别处听来的一句话,也再次证实了卡佛不是他的人物,但他的人物确实就是他,他自认是贫困劳动者的“正式成员”,决不可能贬低他们。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
[美]马歇尔·布鲁斯·金特里 [美]威廉·L. 斯塔尔 编 小二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
书写中下阶层尽力而为的生活
卡佛在大部分访谈里都提到了他三十多岁时的艰辛岁月,一遍遍讲述自己在付账单挣面包、为生存挣扎的同时,还要学习写作、发表作品并非易事。“从来没有人请我当作家,”他这样起头,他选择很快就能写完的东西,诗歌或者短篇小说,而非长篇,因为立刻能发表的作品可以给他带来回报。他在下班后写、在晚上写,在汽车里写、用便签本在膝盖上写,他需要速战速决的写作来适应动荡的生活。

多年来卡佛做过很多他称之为“狗屁”的工作,纵然不停地劳动,在二十多岁、三十出头时,他仍身处贫困之中,除了一辆旧车、一套租来的房子和屁股后面跟着的新债主之外,没有其他可以示人的东西。希望没有实现,甚至越来越远,他成了一个酒鬼。酗酒是放弃的标志,生活变成一片荒原。在与酒精抗争的十年间,他将触碰到的所有东西都毁掉了——“酗酒成了一个问题,我或多或少放弃了,举起了白旗,把终日喝酒当做一个正当的职业。”之后回想起来,卡佛不觉得酒精对写作有什么神奇刺激,酒精没有为他带来任何东西,除了浪费、痛苦和穷困。

卡佛在访谈里讲述了自己为什么将中下阶层普通人作为小说的主角,并为这群人面对生活时的无能为力辩解。他知道,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太过执着于写这些人的生活困窘,写他们总在向厄运妥协。


雷蒙德·卡佛(图片来源:raymondcarverreview.org)
批评家问,这些人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修理工把冰箱修好?

成功和努力是两码事,卡佛说,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成功,而有些人不管做什么总是不成功。他对后一种人深有体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正来自他们当中,能够体会到他们所感受到的惶惑和威胁,而这种威胁对于读他小说的人来说,也许不是常见和感同身受的。对于那些身上的钱仅够买公交车票或者加汽油的人来说,生活的问题不是找一个修理工就能解决的,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是多余的。

另外,他也不认为这些人物就是社会边缘的,相反,他们在美国随处可见,“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女招待、计程车司机、加油站员工和旅馆服务生。但这些人就没有那些成功人士幸福吗?不是的,他们只是一些尽力而为的普通人。”卡佛从自己的生活和糟糕的工作经验出发,这些人和他当初一样,都是在狗屁不如的工作中尽力而为,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作为能有点儿意义,但是到了那样的地步,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一切不再有意义。

“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眼前破碎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做些纠正,但做不到,此后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多年来,卡佛和他们一样不停地工作挣钱,直到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巨大声誉。在访谈里,他常说,自己想写一种最熟悉的生活——人们害怕白天或晚上电话铃声响起是房东讨要房租,冰箱坏了就一拖再拖,没有医疗保险于是绝不去看医生——这种生活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他后来经历的大学学院和知识分子生活,因为“被淹没的人群”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最真实的。 他有时会在访谈里质疑采访者轻飘飘的“中产阶级下层”的归类,强调这群人属于“绝望底层”,因为他们无法满足经济和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


《请你安静些,好吗?》
[美]雷蒙德·卡佛 著 小二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年
那么,文学对于灰暗的生活、绝望的人生到底有何用处?卡佛一方面告诉读者,所谓小说并不能彻底改变什么,让人完全成为另一个人,或者改变政治派别、挽救鲸鱼和红杉树;但是另一方面,文学却可以让人明白自己身处的境地,让人意识到生活中那些不体面的与贬低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卡佛——这位借由文学从困窘生活中走出的作家——做出的最感人的文学见解之一:

“我读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它们让我明白了自己过着非常不体面的生活。……我觉得文学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意识到生活中那些贬低我们的东西,那些已经贬低我们的东西,能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人、超越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所需付出的代价。”

而这一见解又与他的创作理念关系密切,虽然经常被右翼评论家责怪写的内容偏负面、不利于美国国家形象(卡佛称右翼评论家非要让他给美国戴上一套幸福的面具),他认定自己要写的不是“污浊的东西”,而是能给生活的情境投入光明和新鲜空气的东西。他欣赏的是那些写到人生中真正重要问题、紧要关头的小说,而不是汲汲营营于修辞和理念的实验。

实验文学是自我表现的泛滥
卡佛在访谈里多次表示,他不赞成“极简主义”作家的称呼,认为这个词意味着能力有限和目光短浅,而他只是善于删除小说中所有不需要的细节,努力把词语削减成骨头。同时也不认同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当时已经有人把他当作新现实主义写作“教父”,他讨厌将现实经验照搬到小说里,所谓的现实感体现在有真实的触发点,有一点点“自传性质”。像是他之所以写打猎和钓鱼,是因为他童年时热爱打猎和钓鱼,在获得阅读经验之前,这些生活经验已经给他留下了情感印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卡佛还和妻子去阿拉斯加展开了一次钓鱼之旅。他的小说《没人说一句话》就来自小时候一次钓鱼的经历,那次他真的钓到了一条很绿的鳟鱼;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男孩分了一条鱼,一条莫名其妙游进小溪里的重约十磅的鲟鱼。

比起“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更为可疑的则是实验文学,那些出自怪念头或游戏的写作,对卡佛来说像是一阵风就能刮跑的谷壳。卡佛一点都不含糊地说,实验文学总体上是失败的,失败就失败在于越来越远离读者,而且没有真的在写什么事情,作家关于写作的写作、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小说(anti-story)实验”让他不胜其烦,不可能发生的情节嫁接更让他觉得哭笑不得。

“诸如一个父亲在照看婴儿,婴儿的哭声干扰了他看电视,他起身把婴儿放进火炉里。这是什么玩意儿?谁要看那样的东西?”

“你们肯定知道一些正式出版的小说,反小说选集,编辑开宗明义告诉你们这些人什么都没干。这些人不是人。这些小说里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编辑不在乎,作者不在乎他们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怎么来都行。读这些小说风险自负。我真的搞不懂。”

他认为这类实验文学是失去方向和精神支柱的写作,“没有价值体系,也没有道德根基”,是“自我表现的泛滥”,而好的艺术并不是自我表现,而是一种沟通,创作与接受者之间的联系。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美] 雷蒙德·卡佛 著 小二 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
卡佛曾教授写作,他劝告想写作的年轻人不要试图耍花招,每个作家都应该去写他们真正了解的东西,不能假装自己对不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要写自己熟悉自己的、能感动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写“应该感动”他的东西。卡佛认为,阴暗不阴暗不是最重要的,作家不应当因题材受到批评。在一次采访中,他以上衣口袋里的菲利普·拉金诗集为“阴暗”题材作辩护,或许他从拉金那里读到了可亲近的东西。有意思的是,菲利普·拉金也被媒体认为热衷书写失败与软弱,而他对此的回应是,读者应当通过诗人如何对待主题——而不是选择什么主题——来判断其创作,要求诗歌只能写钢铁产量而不是”去年的雪去哪儿了”,这类批评的专横态度犹如暴君。

就像反对实验文学一样,卡佛也不欣赏工于技巧和理念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诗歌已经越来越像博物馆才能看到的东西,“很遗憾地看到诗歌已经属于教师和大学生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从那些努力想表达什么的“伪造产品”中辨认出真正的好东西。卡佛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共鸣,认为契诃夫就是在为那些被淹没的、不善言辞的人群发声。卡佛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差事》就取材于激励他终生的契诃夫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在访谈中,他也提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偏好,他喜欢汤姆·威茨,一位从打烊酒馆、舞女酒鬼和赌徒中走出的蓝调音乐家,他说威茨是“从自我毁灭中幸存的人”,自认为与威茨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所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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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11 21: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站在聚光灯下的卡佛ZT


北京晚报
  访谈录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书籍。一个人只有成名,并且名望很高,关于他的那些访谈才有可能、有资格被汇编成书。对于雷蒙德·卡佛来说,这部访谈录就是他成功的一项证明。

  这部访谈录的编者是美国的两位资深文学研究者,马歇尔·布鲁斯·金特里和威廉·L.斯塔尔。该书英文版在1990年出版,25篇访谈取自各个大小城市的报纸、流行杂志和学术期刊,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最早的采访发生在1977年7月,最后的几篇则几乎是在1988年春季同时进行的,在卡佛去世之前不久。中译版因版权收录23篇。

  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这些访谈,铺设了卡佛作家生涯的一条路径,揭示了卡佛在美国的接受史。1977年,卡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好吗?》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同年的这篇访谈,题为《载誉作家重返洪堡州立大学》,讲述了卡佛在此地的求学生活和获得的文学教育,内容简单,陈述平和。接着,1978年题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回音》的这篇访谈,是对卡佛写作风格的描述。然后,1982至1983年的几篇,卡佛做演讲,并在访谈中讨论小说的艺术和他对美国文学界的看法,有评论家说“卡佛的声望在他的沉思中增长”。1983年,卡佛的第三本重要小说集《大教堂》出版,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评论界热衷讨论卡佛那种“削减到只剩下骨头的写法”。1984年之后的访谈占据了全书大约2/3,“雷蒙德·卡佛为自己赢得了美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喜爱的短篇小说家的地位”,“卡佛用精准、怜悯的笔触描绘美国的底层阶级”,“或许是当今美国最‘传奇的’作家”,“一位炼金术士,以无比完美的水平……”,“既有‘票房价值’,也深受尊重”……评论家的这些溢美之词,显示了1984之后卡佛声望的急剧攀升,卡佛成就了新的美国神话。

  写作是摆脱困境的亮光

  雷蒙德·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除了少年时参加过写作函授班、获得过约翰·加德纳的点拨和帮助之外,卡佛几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成为了一名作家。

  18岁时,卡佛与16岁的玛丽安奉子成婚。20岁时,卡佛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她放弃了上大学,他边打工边求学。卡佛干过一系列他所谓的“狗屎不如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给车加油、采摘郁金香、在医院擦地板和打扫卫生。困苦损耗了爱情,争吵、猜嫉、酗酒、出轨……相互依恋,也相互憎恨。在寻找出口与突围的途中,他俩都沉溺于酒精的梦魇。

  写作是卡佛所能依靠的唯一技能,是他能找到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他把精力投放在诗歌和短篇创作,他需要钱,很多钱,来养家。卡佛在1976年与玛丽安开始分居,1977年6月,卡佛戒酒,11月,卡佛结识了诗人特丝·加拉格尔,两人相爱同居,1982年10月,卡佛与玛丽安正式离婚,与加拉格尔继续同居,并成为事业上的伙伴。卡佛曾经对友人说,他对玛丽安感到抱歉,他让她不得不“站在雨中”,而他把自己与加拉格尔的关系以及他获得的新生活比喻为“盛满了肉汁的盘子”,是超出了他的期望的恩典。1988年春天,卡佛癌症复发,6月17日,他和加拉格尔登记结婚,8月2日,卡佛去世。之所以列出卡佛情感经历的这些时间点,是因为在这其中包涵着这个男人努力肩负的责任和他的懦怯与逃离。他与她,婚姻危机,生存冲突,我们怎样失去重要的东西,是卡佛小说永恒的主题。

  卡佛是家庭观念浓厚、保守传统的男人,他不会当着媒体的面仔细讲述私生活,往往只是轻言掠过,表现得像所有成功人士那样云淡风轻,把艰辛的往事作为当下的点缀和砝码。我们如果不了解、不清楚他的婚姻生活,就难以理解卡佛小说的那些重要元素,特别是早期小说里主人公面对纷乱无能为力的心态,以及后期小说增加了亮色和些许欢快、希望的原因所在。

  戴维·内尔作于1978年的访谈《我们自己生活的回音》,谈到了卡佛小说经常促使读者做出移情反应。内尔可能是最早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的记者。我们很容易在卡佛的小说里看到自己的身影。这是卡佛小说打动万千读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极简主义”标签的误会

  卡佛被视作美国蓝领阶层的代言人,不过,卡佛在访谈中拒绝了这项殊荣,被称为“代言人”让他压力沉重。有几次访谈,记者提到卡佛给他们的印象已经是一个幸福的男人,而不是他们之前以为的苦难的刻板印象。卡佛对创作的自传性屡次做了解释。他认为,写作手法过于自传化是一种危险,起码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一点点自传加上很多想象才是最佳的写作。诗歌创作给卡佛的小说带来了一些触类旁通的灵感契机。一点点意象的灵光,就能成为好小说的切入点。比如,《羽毛》里那只让人不安的孔雀,《保鲜》里那只坏掉的冰箱,还有聚会上的一点谈资,或尚未熄灭的香烟余烬。当访谈者询问怎样构思小说时,卡佛说,原则上是小说选择了他,先出现意象,然后是情感结构,让他不得不去写这篇小说。

  卡佛的文学观是访谈的重心之一,他谈论契诃夫、海明威、庞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弗、安·比蒂、巴塞尔姆……契弗是他的好友,不过卡佛觉得契弗的《恰似天堂》平庸,“一个好的短篇”,卡佛说,“胜过十部糟糕的长篇。”巴塞尔姆在70年代声誉甚隆,卡佛对他的创新手法推崇备至,但是卡佛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对实验小说毫无兴趣。

  卡佛虽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但他认为“极简主义”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与目光短浅和能力有限相关,因此卡佛极力想要撕下这个标签。为此他创作了风格更加宽厚、饱满的小说集《大教堂》,并且在各类访谈里一直拒绝“极简主义”的评价。

  这对卡佛意义重大,也许是文学意义的“弑父”冲动。作为成功人士标志的访谈,对过去难免有所掩饰、美化,还会尽量避开让人难堪的话题。有几次访谈提到了编辑戈登·利什。利什与卡佛结识于1967年,是卡佛踏进文学门槛的领路人,卡佛最早的一些作品都发表于利什就职的刊物《时尚先生》上,后来利什成了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给了卡佛一份短篇小说集的合同。在访谈中,卡佛对利什赞誉有加,说他对他帮助很大,他非常聪明,对原稿的不足之处特别敏感。但是,假如我们看过卡佛的传记或者读过两人相关的一些记述,就会发现,卡佛做了一些圆滑的人际处理,他对利什的看法不像他在公开的访谈中那么正面。卡佛为人称道的极简手法,实际上大多出自于利什的删改,他大刀阔斧,凶狠地砍伐枝叶。利什发掘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卡佛,但也损害了卡佛的创作自主和自信心。卡佛对此耿耿于怀,《大教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对过去的掌控者的漂亮反击,让重新塑造自我的愿望成真。卡佛说过:“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在卡佛过世之后,遗孀加拉格尔把利什修改过的那些小说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以《新手》为名重新出版,利什过度简洁的修改版本,作家与编辑的密切关系,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编辑在作家的生活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访谈是事先布置好的舞台,人物处于聚光灯下,谈论的话题多半是鲜亮的。1989年底,卡佛与玛丽安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向继母提出了继承权诉讼,卡佛的身后并不平静。卡佛已经不在场,访谈之外,其他人的故事仍在继续。

  延伸

  那些作家们在想什么?

  《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

  (阿根廷)莫妮卡·马里斯坦

  南京大学出版社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小说家,当代西语世界的偶像级作家,有极多的文艺青年粉丝,从拉美到整个世界范围,人人都爱波拉尼奥。其迷人的作品《2666》《荒野侦探》,及其流浪、早逝的极为浪漫、风格化的一生经历,皆为“波拉尼奥神话”塑造层层光晕。这是一部波拉尼奥的访谈录,作者莫妮卡在与波拉尼奥的书信往来中,成为其挚友,对波拉尼奥的人生和内心有深入的了解。这部口述访谈录由很多人的口述与回忆叠加而成,是断片的、忧郁的、零星的,涉及波拉尼奥的写作、流亡、爱情、童年、死亡,以及政治、拉美文学圈等方方面面,从波拉尼奥真正的朋友们——那些可以和他促膝长谈、心心相印的人的视角,追忆波拉尼奥,观看拉美青年人如何在咖啡馆和公共阅读会上开展着自己的文学生活与智性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美)吉恩·贝尔—维亚达

  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拉美文学的泰斗,作品畅销全球,所受关注度堪比电影明星。而他本人真正想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古老又神秘的讲故事的人。这部访谈录精选了这位故事大师二十多年间接受的重要采访,勾勒出他早期、中期乃至后期的创作脉络,为了解和研究其人其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里汇集了马尔克斯的“即兴创作”,他尽情讲述着亦真亦幻的故事:他的童年、外祖父母、爱情;他的记者生涯、创作的艰辛与愉悦;他的卡夫卡、福克纳;他的加勒比根基、左翼立场、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他对电影、音乐的看法……这部访谈录就像一个故事魔盒,记录了马尔克斯的真实声音、私密时刻、思想火花。

  《莎士比亚:欲望之火》

  (法)勒内·基拉尔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范围内研究莎士比亚的专著汗牛充栋,而勒内·基拉尔以其独创的模仿欲望理论,对莎士比亚几乎所有的戏剧和诗歌进行了全新解读。他认为,人们对客体的欲望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被别人所渴望,我们只是在模仿它们的欲望,这种“模仿欲望”是人类状况的基础之一。基拉尔由此分析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裘力斯·凯撒》《哈姆莱特》等多部作品,向我们揭示莎士比亚早已发现模仿欲望这一人类冲突的根源,并深入剖析莎士比亚如何痴迷于模仿,如何以他自己的词汇表达模仿欲望,以及如何在处理欲望的过程中变得日益老练、含蓄和复杂,进而以一生的作品透彻地阐释了人类欲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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