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鲁迅”斯特林堡逝世110周年，代表作《红房间》重新修订出版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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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鲁迅”斯特林堡逝世110周年，代表作《红房间》重新修订出版ZT

来源: 作家出版社 北京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瑞典当代文学的开创者。1849年1月22日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开过杂货铺，又当过船舶经纪人，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家道陡然中落，从富裕陷入贫困。斯特林堡的生身之母是他父亲的女仆，由于这宗婚姻的门第不当而遭到家族的反对和指责，他的母亲受尽欺凌，在斯特林堡十三岁时便病逝。斯特林堡虽然曾经有过一段资产阶级家庭的富裕生活，但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在家境窘迫拮据、遭受白眼和屈辱的凄惨日子中度过，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中写的那样，在担惊受怕中长大成人，担心哥哥的拳头、女仆揪头发、外祖母的责骂和继母的树枝，还有父亲的鞭子。斯特林堡是个极端敏感和脆弱的孩子，他强烈希望得到别人的疼爱，但却不能如愿以偿。在青春时期，他极力用反抗克服自卑感，在众人面前不甘示弱，以致不得不用怀疑和敌视来反抗欺凌屈辱，造成了他满怀着“生存就是冲突”的观念来看待和对付现存的一切，用先发制人掩盖自己的虚弱和不安。这种态度使他总是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如家庭、学校，乃至日后的婚姻等等发生冲突。

中学毕业后他到乌普萨拉上大学学医，但一再因财源难继而辍学，又一再复学，终因学费无着落而被迫中断学业。他热衷于戏剧，想当演员，但上过一次台即告失败。二十岁时他创作的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两人因宗教信仰而发生冲突的独幕剧《被放逐者》得到瑞典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和经济资助。在短篇小说集《来自法丁根和斯瓦特贝肯的故事》（1877）中有他这段大学生活经历和印象的描写。



在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最初几年里，他在斯德哥尔摩当业余文学家，并大量阅读，通过博览群书来丰富自己。他阅读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文艺评论家格奥尔格·勃朗兑斯等人的作品，获得了有关历史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新概念。在这些思想熏陶下，他创作了剧本《奥洛夫老师》（1872）。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作品里难免会描写到作者本人。在这部现实主义剧本《奥洛夫老师》所塑造的人物的特征中就有作者本人的特点，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由兴致勃勃突然变得低沉沮丧。《奥洛夫老师》创作后，直到十年后才在舞台上演出。在此期间，斯特林堡把散文体的剧本改为诗体，不过在第一次印刷和上演时仍然用的是最初的散文体剧本。为了谋生，他当过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直到1874年当上了瑞典皇家图书馆助理员，生活才安定下来并且得到改善。



1879年斯特林堡出版社会讽刺小说《红房间》使他一举成名。作品描述年轻富商子弟阿维克·法尔克放弃优裕生活和官场生涯，一心要为社会和贫苦民众做事。但是在冷酷而严峻的现实的巨大压力下，法尔克最后终于屈服，违背了自己最初的诺言。作者通过法尔克的经历和观察来揭露社会不公和人际尔虞我诈。这是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正是小说最能吸引人和发人共鸣之处，因为它不再是置身在象牙塔中或者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而是触及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揭露了它的阴暗与丑恶面。这部作品是斯特林堡创作生涯中第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也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开端。瑞典文学在此以前仍以诗歌为主，虽然已有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是大多以短篇为主，往往是书信体并且夹杂着大量的宗教和道德说教。这些作品词藻华丽，情节曲折离奇，却与中下层民众无缘，也吸引不了他们，只能在上流社会中流通。直到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出版才使这种局面有了改观。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第一版被一抢而光，在半年之内连续出了四版。次年又以廉价书形式大量出版，而购买的主要是青年和工人。这部小说从刚一出版起便遭到了猛烈的围攻，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以卫道士的口吻指责小说“沉闷而悲观”“恶毒而令人厌恶”“只有黑暗与挖苦、辛酸与痛苦”等等。但是随着小说受到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每次印量都高达一万册以上，而且还要一而再版，这在当时全国只有四百万人口的瑞典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因为一般的文学作品印数大多是几百册，能上千册已是十分了不起的大事了。于是大多数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红房间》的成功之处，是“讽刺的杰作”。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开始使用“天才”这一字眼来形容斯特林堡。但是这部小说击中了社会上层的痛处，给他招来了猛烈的围攻。此后他又出版了《周末和周日的瑞典人民》（1881—1882）、《新国家》（1882）和《瑞典的经历和冒险》（1882—1883）等讽刺性小说又招致嘲骂和围攻，以至于他无法再在国内存身。1883年，他举家迁居法国，先是待在格列兹的瑞典艺术家会馆，后来迁往巴黎，与挪威作家比昂松和约纳斯·李密切来往。1884年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受到言词亵渎、触犯宗教而遭到控告。斯特林堡不得不返回斯德哥尔摩接受审讯，虽然结果被判无罪，但是他的身心却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摧残。他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迁居丹麦，后来又侨居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地，过着穷困潦倒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欧洲大陆上各种哲学和文艺的思潮、流派和新鲜事物要比瑞典国内的文人更广泛也更直接及时，并且得以结交更多的各国文学家。

斯特林堡有过三次婚姻挫折。1877年同他长期苦苦追求的贵族已婚女子后来成了女演员的锡莉·冯·埃森结婚。这宗以离谱的婚外恋开始而以吵架离婚结束的既不相称也不和谐的婚姻成为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社会花边新闻。1891年与锡莉·冯·埃森离婚。1893年后与一个奥地利女子的短暂婚姻，以及1901年到1904年与青年女演员哈丽耶特·伯赛的短暂而温馨的婚姻，因为后者靠演了斯特林堡的戏剧，在两年之中从默默无闻的女伶一跃而为全国最走红的名角，他们之间的婚姻亦就难以为继了。三次婚姻的失败和其他一些复杂而不幸的私生活造成了他对妇女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状态。他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改革派，而在妇女问题上却抱有仇视和敌意。起先他鼓吹妇女应该回到厨房去当贤妻良母，他不但反对易卜生在《玩偶之家》剧本中所表达的妇女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必须走出家庭自食其力的观点，甚至还写了一篇亦以《玩偶之家》为名的短篇小说来挖苦讽刺易卜生。在1886年出版的《结婚集》第二集中他对妇女的带有病态的傲慢、偏见、歧视和敌意已经表露得十分清楚。1887年他在法语版的《一个狂人的辩词》一书中已阐明了他憎恨妇女的心理背景。也正因为在妇女问题上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最后导致他和国内许多思想激进的友人和支持者分道扬镳。

在世界文坛上，斯特林堡主要以戏剧而享有盛誉。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斯特林堡作为一个戏剧家对欧洲的戏剧改革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他首次将自然主义运用到戏剧中来，并且成功地创作了悲剧《朱丽小姐》（1888）、《父亲》（1887）和《债主》（1888）这几部独幕剧，尤其是《朱丽小姐》已被奉为世界戏剧史上自然主义风格的经典之作。

他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精神曾一度失常，并且由达尔文主义转向接受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哲学观念和当时正流行的法国心理学家特乌杜勒·里伯特（1839—1916）的学说。他还过分相信和强调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起着最有决定因素的作用观点，后来在他晚年又转为接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斯特林堡亦受到尼采（1844—1900）的深刻影响。斯特林堡沉湎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学说之中，不仅使得他思想上出现倒退，由激进的无神论者倒退为相信上帝和宗教并且迷信鬼魂和通灵术，而且也使得他蒙受极大的个人不幸。在经历了一度精神失常之后，斯特林堡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屡遭不幸和失败都是由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天意在摆布。1894年在从德国到巴黎的途中他又陷入了一次精神危机，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要加害谋杀他，以致他在惊恐中惶然逃避暗杀。他把这场精神危机称为“地狱危机”［原文为英芬诺（infernal），即但丁所著《神曲》的第一篇］。斯特林堡在度过了灾难性的四十天的“地狱危机”之后，精神逐渐恢复平衡，写作的欲望和灵感亦再度旺盛起来。他涉猎的学问范围十分广泛，尤其在语言和化学方面。有关语言学方面，他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时曾抄写过汉语和中国的象形文字，他以自学汉语积累的知识写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书。在1910至1912年间他还曾出版了《世界语言之源》和《母语的历史》。他还从事过把硫黄变成煤炭，把铁变成黄金的化学研究，但终究因为违反基本物质的理论而失败。在“地狱危机”之后，他屏弃了荒唐的炼金术，而埋头写作，进入了多产期，如三卷本剧本《去大马士革之路》（1898—1904）等一大批戏剧和小说作品。不过风格与以前迥异，不再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转变成充满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情调，表现出想摆脱痛苦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挣扎和变态心理，描写出梦幻般的扭曲畸形的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关系。



斯特林堡开创的表现主义戏剧具有这样的特征：内容荒诞离奇，结构散乱，情节变化突兀，往往鬼魂和活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以致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剧中人物往往类型化，常常无名无姓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只是抽象的观念，共性的象征，戏剧中没有明确和特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戏剧性事件，甚至没有剧情转折和起伏，更没有结局。在语言上往往用简单、快速、高亢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细腻感情，因而大抵是口号式的梦呓或声嘶力竭的呼喊。总之把古典戏剧中的传统要素如动作、语言和人物等全都压缩到最小极限甚至不复存在，既没有具体情节和行动也没有符合客观现实的人物形象。整个舞台只是突出世界的荒唐性和反理性的象征。《去大马士革之路》以独白的形式描写人和命运、异性、教会，还有和自我的搏斗，正如瑞典文学史专家马丁·拉姆（1880—1950）所说：“戏剧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将灵魂的斗争写得这样具体，可说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眼前。”《一出梦的戏剧》（1902）可以被看成是《去大马士革之路》的续篇，整个戏剧都笼罩着超自然的气氛，舞台场面光怪陆离如同梦境一般。属于这类作品的还有《圣灵降临节》（1899）、《罪上加罪》（1899）、《复活节》（1900）和《大路》等。

斯特林堡一直以他犀利辛辣的笔锋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揭露丑恶，批判社会，他的立场始终鲜明地站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一边。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是同情却明确地站在他们一边。1909年瑞典《社会民主报》为祝贺斯特林堡六十寿辰，出版专刊，斯特林堡撰文致谢并宣称：“我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即下层社会的代言人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一个女仆的儿子。”

1909年，斯特林堡在刚刚创刊的《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法老的崇拜》，从而挑起了一场大论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文学的争论，斯特林堡反对的是当时新浪漫主义派的领袖人物、著名诗人海顿斯坦（1859—1940）。这场论战交锋得十分激烈。斯特林堡在《晚报》和《社会民主报》上发表了上百篇抨击文章，而论战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并不局限于文人或知识分子，而是各个阶层从工人到资本家都参与进来的全国性大辩论。这场论战持续到1912年，由于斯特林堡去世而偃旗息鼓。这场论战亦以“斯特林堡大论战”为词条列入了《瑞典大百科全书》。事实上这场论战具有超越文学范畴的深远意义。当时瑞典政局动荡不安，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工人生活的困苦，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政府以加强国防为名致力于扩军备战和压迫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政府的好战态度。于是两个敌对阶级营垒分明地对阵起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集结在斯特林堡身边，而另一方虽然以诗人海顿斯坦和刚刚从中亚和罗布泊探险归来而被封为贵族的斯文·赫定（1865—1952）等人为首，但是他们背后站着军火制造商、各行业的大资产阶级和各色各样要夺回芬兰以雪国耻的复仇者。正因为如此，这场论战就具有关系国家人民命运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全国都卷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了。

如同斯特林堡的写作风格不断变化一样，世界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潜艇、飞机、照相机等各种新生事物的技术单词都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斯德哥尔摩街头亦早已不再是车辚辚、马萧萧，而是一派现代化工业化的景象。斯特林堡的寓所里也安装了电动升降机，而这在当时是刚刚时兴的新奇东西以致斯特林堡宁愿继续走楼梯而不敢领教电梯的滋味。然而也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正在不易察觉地进行，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欧洲大陆，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劫争夺无可挽回地造成了这场人类的浩劫，就在斯特林堡去世不到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12年5月14日斯特林堡因患癌症而去世，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赶来参加葬礼，工人群众则高举着红旗守卫在灵车经过的每一条街道。按照斯特林堡生前的遗愿，葬礼没有在殡仪馆或教堂里举行，也不奏乐或唱国歌，而是平静地将棺椁埋葬在新教的墓地上，坟前竖立了一个黑色的十字架，上面除了姓名和生卒年月外还写了这样一段拉丁文悼词：“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唯一的希望！”



斯特林堡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六十二部戏剧，六十多部小说，还有论文和诗歌，以及一百二十幅油画。他的剧本充满着对社会、宗教和家庭虚伪的反抗精神，运用了不同于前人和同代人的新颖的戏剧语言，赋戏剧以一种独特的苦涩和力量，因而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宗教家虚伪的揭露更为尖刻锐利，也更招致统治阶级和旧势力的卫道者们的刻骨仇恨和恶毒谩骂围攻。

斯特林堡的小说题材是多方面的，但大多与他本人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他的六十余部作品大致可分为这几类：批判社会和揭露现实的，自然体的，以超人为题材的，历史题材的等等。

斯特林堡的小说和他的戏剧一样都是在受到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的急进民主主义文学思想的感召而写作的，因而勃朗兑斯的文学必须不脱离社会现实，文学必须干预社会现实的主张，清晰地体现在斯特林堡的小说和戏剧之中，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因而他的小说几乎都具有鲜明的批判社会的特性，并且带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讽刺笔调。不少作品中不仅流露出疾恶如仇的语气，甚至过分偏激和尖刻，但是却给他的写作风格增加一种奇特的力量，人们通常把这种风格称为“斯特林堡文风”，后来一些瑞典作家还孜孜模仿效颦，但是迄今尚没有一个瑞典作家在反映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方面的技巧能够超过斯特林堡的。说斯特林堡开创了瑞典小说并非言过其实，他是当之无愧的。

以《琼斯皇帝》（1920）和《毛猿》（1921）等经典名剧而著称于世界的美国著名戏剧家、表现主义大师尤金·奥尼尔在1936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致词称赞斯特林堡是“现代所有戏剧家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斯特林堡生前却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对于斯特林堡这样深深刺痛瑞典社会的作家，瑞典学院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给奖项的，何况还有一层莫大的忌讳：诺贝尔本人曾生气地写道，斯特林堡把他说成是运送炸药的军火商，因而尽管瑞典举国上下呼声很高，甚至斯特林堡本人也以为非他莫属了，然而瑞典学院仍按照其一贯的做法将这样一个作家排除在得奖名单之外，而是从19世纪90年代新浪漫主义派中物色人选。1909年秋，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女作家、《尼尔斯骑鹅旅行记》（1907）的作者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时，这就意味着斯特林堡在这一生中永远失去了获奖的机会。在斯特林堡1912年去世之后，瑞典学院即把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大论战中一直是斯特林堡对立面的、高唱爱国主义诗歌的诗人海顿斯坦（1859—1940）。不过斯特林堡虽然没有得奖，但是丝毫影响不了他的文学成果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只能暴露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公允的实质。



瑞典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对斯特林堡的热爱是任何一个欧洲文学家所梦寐以求却又无法追求得到的。在1909年斯特林堡六十寿辰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学生游行到他的寓所门前祝寿，他们高举火炬，扛着红旗，高呼“人民的斯特林堡”。1911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发起为斯特林堡举行全国性募捐来解决“英梯姆”剧院遗留下来的大笔债务。在他六十三岁寿辰当天，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布朗亭率领上万工人群众唱着《马赛曲》和喊着“人民的斯特林堡”的口号来向他赠送募捐得到的四万五千克朗，而这笔巨款是瑞典全国各地工人一文一文地募捐而成的。斯特林堡则说他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下层社会的一员，因为他是女佣的儿子，像这样水乳交融的场面是北欧和欧洲文学家们的生平经历中所并不多甚至见不到的。与此相反，瑞典王室和官方也不得不对他的贡献表示承认。1909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临话剧院来出席他的《最后一个骑士》首演式。然而斯特林堡却拒不露面。这种傲岸骨气是北欧国家的作家中所少见的。

斯特林堡同挪威的易卜生和丹麦的安徒生一样是最早介绍到我国的北欧作家。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于1918年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选自《结婚集》的两个短篇《不自然的淘汰》和《改革》。在这以后的二三十年代里，由鲁迅、茅盾创办的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斯特林堡戏剧集》（包括《朱丽小姐》《母爱》《债主》），中华书局、光华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死之舞蹈》《父亲》等书，仅《结婚集》就先后有三个中译本。从这些所发表的作品看来，当时主要介绍了斯特林堡前期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是符合我国当时情况的。鲁迅竭力主张在中国介绍北欧的刚健质朴的文艺。他对思想深邃、文笔犀利的斯特林堡是很推崇的，把他的作品誉为“投枪”。在鲁迅的书房里，人们发现藏有日文版的斯特林堡著作。

1930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纲》中称“斯特林堡是19世纪末瑞典新文学的代表者，是可以和易卜生齐名的瑞典文坛巨匠，增进了瑞典文学的光荣”。还有一位学者把19世纪末叶的瑞典文坛称为被“斯特林堡占领的时代”，因为“他以最锋利的、最深刻的笔暴露了社会和人生最丑恶的部分”。对于斯特林堡，中国文艺界在当时是有不同的评价的。有些学者认为斯特林堡作品的基调只是“憎恶”“以他特有的想象力，把一切丑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斯特林堡的作品又引起了我国读者的重视。1957年《译文》杂志1月号将他誉为“与市侩社会做不调和斗争的战士”，同年《译文》3月号在报道邦尼尔出版社出版了1949年发现的斯特林堡致哈里耶特·伯赛的三十六封信的消息时指出，这些“信札具有巨大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刊登了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该书的编者认为“斯特林堡是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的三部曲《去大马士革之路》是欧洲最早出现的表现主义戏剧。著名的《鬼魂奏鸣曲》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互相倾轧的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和《斯特林堡戏剧选》。这部新出版的戏剧选，不但收集了他早期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奥洛夫老师》，也收录了自然主义的《朱丽小姐》《父亲》和表现主义的《一出梦的戏剧》。同年5月，我国《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失去本性的朱巴尔》，赞誉斯特林堡“构思奇特，笔锋犀利”，说他的写作风格“近似狄更斯和雨果”。他的其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如《崇高的目标》也在《世界文学》杂志中发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但出版了斯特林堡的剧本、小说和《斯特林堡文集》，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舞台上也演出了他的各种风格的戏剧，如自然主义戏剧《朱丽小姐》和《父亲》、表现主义戏剧《去大马士革之路》和《鬼魂奏鸣曲》以及早期的《幸福佩尔的旅行》等。

斯特林堡给世人留下了一宗巨大的启人睿智、发人深思的精神财富。这一凝聚着人类智慧宝库的大门是需要通过艰辛的探索和研究才能打开的。对他的有些看法，如对妇女的偏见和敌视，如何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价，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红房间》

简介

年轻的富商子弟阿尔维德·法尔克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官场生涯，一心要为社会和贫苦民众做事，用文艺来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和病态，以唤醒民众的觉悟，帮助他们觉醒起来进行斗争，并且实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小说围绕着当时斯德哥尔摩文人雅士麇至群集的伯恩斯饭店的红房间餐室为中心地点。法尔克时常与一群年轻的诗人、演员、画家等文艺青年聚首在这里欢饮开怀，因而《红房间》的副标题是《记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生活》，但是这仅仅占小说内容的一小部分，甚至主人公法尔克也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仅仅作为一根把整部小说串连起来的主线。法尔克放弃官场生活之后为生活口而奔走，历尽艰辛，曾当过保险推售员，也当过作家，为了支援工人运动，也当过《工人旗帜报》的记者。通过法尔克的经历和观察来揭露社会不公和人际尔虞我诈。他接触社会愈广愈深，就愈放弃理想主义，被迫朝向激进和革命方向发展，并且信誓旦旦地立下诺言说要永远忠于被压迫者的事业。但是在冷酷而严峻的现实的巨大压力下，他最后终于屈服，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他的好友，激进分子奥勒·蒙坦纽斯在山穷水尽之时投河自尽以死明志，而法尔克却回到自己原来出身的阶级，重返官场，在议会开幕时，头戴饰有羽毛礼帽、身着礼服站在御座旁边的仪仗队里。他的狂热的双眼虽然仍在冒火，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成功之处在于，作品并不拘泥于叙述主人公的个人遭遇经历和命运，而是着重于揭露和批判社会，因而往往通过法尔克的经历而引出许多别的人物，如被点头哈腰的势利小人所包围的财大气粗的批发商；装腔作势从事慈善事业的贵夫人；貌似正经却又在伯恩斯饭店接客的妓女；自命清高而又为饱餐一顿玩弄手腕、费尽心计的文艺人；用上帝的名义和圣餐仪式来进行坑蒙拐骗的牧师；为得到演主角的机会而不惜出卖色相的女伶……斯特林堡在小说的29个章节里勾画出三教九流的众生相，而且个个都是入木三分，拼凑在一起便成了一幅把当时社会风尚描写得淋漓尽致的浮世绘。

《红房间》是瑞典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正是小说最能吸引人和发人共鸣之处，因为它不再是置身在象牙塔中或者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而是触及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揭露了它的阴暗与丑恶面。这部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十分具有特点，它有明显的狄更斯的文风，因为斯特林堡是参照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为范本的，描写伯恩斯饭店红房间里的文人聚餐痛饮就和匹克威克俱乐部的聚会的高谈阔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部小说在写作风格上是瑞典第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运用了印象主义的技巧来描写斯德哥尔摩的风光景物。小说的第一章从开始的第一句话起就描写了主人公法尔克从南城的小公园俯视斯德哥尔摩全城，他脚底下的那座城市既有远大辽阔而朦胧迷茫的景色，又有四周的引人注目的细节，如正在枯萎的雪莲花、用含苞欲放的菩提树的蓓蕾的绒毛来筑巢的雀鸟，还有去年在这里打架的狗儿留下的狗毛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

编辑：夏宁竹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