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大化发挥文艺的才性生命

萱烁言叶

小的时候一位教授说，任何领域学到高界，学问都是愈来愈枯燥繁琐的，要我们潜心认可这种枯燥和繁冗。而我认为文学不是这样，艺术的灵性熏陶是至关重要的，必须你自己心里觉得文学有趣，这样才能沉浸下心来认同文字的世界。文学是需要一点孤苦的，不是指社会地位，而是灵魂的孤寂更能带来瞬间的灵感闪燃，要写出潸然泪下的文字，必然要经过一个悲剧化情感由衷的释放过程，其间带来的是宇宙悲欢后的真乐。

真理的诉说是不必计较重复的，不过有着形式的迥异，而我们的教育带来的恶果便是千人一律众口一词的窘境。文学艺术家的才性生命必然是应当迥异的，带有一点自顾自的道理，倘若和家国政治走的太近，必然对于小我的抒发产生制约，即便你写政治寓言也要带有超越疏离的心境，才能颇得个中况味。就像写作《雷雨》时的曹禺，才是23岁的初出茅庐的青年，在文学艺术的领域挥毫自我的才华便成了感性的他不在话下的追溯。文学的追索需要一点酒神精神，这种酒神精神可以是迷离孤高，也可以是丰沛淋漓的。而对于情感对象的客观化记录过程，则又需要一点日神精神的，就是将自我情感抽象化的能力。

而我国的普遍文学教育可以说是失败的，即便是像钱理群先生编写的文学教科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迪心灵，但还是走的是批判社会的老路子。就像我们认可西方文学也只是将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一面进行拿来主义的改造，而真实的生命总是带有一点享乐主义的因子，就是说作为文学读者他们必然选取最适宜自我心灵的舒畅感的文学，这也就是打着人性牌的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松本清张、村上春树等人在中国火爆的原因。为什么大家爱读张爱玲，也是因为国民经济的提高让大众的文学选读过程更加私人化，在阅读张爱玲的文字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享受某种代入感，这是家国政治文学的整肃所不及的。

我们的文学教育太不注重人性的享乐，不注重人性中某种好斗乃至假恶丑的真实，其实审丑文化才是所谓“变态”的日本的文学中最重要的因子，而正是这种文学将人性的负面成分稀释掉了，才是保全社会促成某种更为高贵和谐的本质原因。社会宣传的假大空长期以来占据了文学传播的主导因素，所以人们才会更加珍视王小波文字中的特立独行的质感，以及超越主流话语带来精神释放空间的某种愿景。西方和日本作家文章中的谋篇布局和巧妙构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放弃对所谓“道理”的执着追索，我们从小受的文学教育就是从一个故事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其实一个故事的完整讲述本身就是意义。重理性而轻视感性的文本沟通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的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