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电影ZT

萱烁言叶

编剧李瑞雪--醉玉如雪

　　一向不喜欢中国电影。看了过多优秀的外国影片虽然是主要原因，中国电影不能很好地揭示人性的真实也确实令人心灰意冷。这很像听某人讲故事，听不下去时只能离开。
    这不证明我不爱国，相反，我倒一直对中国电影寄予了无限希望，并时常天真地幻想，有朝一日，中国电影也能“有苗不愁长”到“长大成人”，并顺其自然地茁壮到“顶天立地”。
    这想法有些荒唐也很可笑，有点像中国电影人听到哥伦比亚女导演夸赞中国电影“很美，也很感性！”时的那份欣喜若狂。
    很多年前，我有幸看到了孙周导演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不过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却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将诗意的朦胧与深刻的唯美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对接与延续，仿佛，人生的岁月无论怎样更替、生活的境遇无论怎样的变迁，都有一种不能变的东西存在。
    记得电影刚刚开始时，在狭窄的火车过道里，是女主人公那袭蓝白花裙下的步态轻盈，以及婀娜背影间纤手轻拂的一掠而过，更有那画外之音的深沉道白，将无师自通的一种警醒，巧妙而完好地贯穿于萦怀醉心的层层叠叠里。
    我突然明白，人生的很多事，总在不经意间，或已经开始，或早已结束。
    看完电影时，我认真地告诫自己，日后有闲时一定要再看。我想，我要重温的一定不只有那故事本身，更有那故事之外所能给予我的人生哲理。只是有些遗憾，很多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再看那部我确实喜欢的电影，而类似的电影也没再见过。或许，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也或许是因为我审美的取向太过偏执，因为，我总在一种近乎被固定的模式里翻找、搜寻。结果，只能是大海捞针般地徒劳。
    去年，在看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惊异地发现片头字幕里的编剧竟是徐静蕾。虽然印象里一直模糊地觉得那是一部改编作品，但真正看过才知道，原本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同名小说，到了徐静蕾的手里，便移花接木成她自己的成就，而茨威格的名字，不是被整部电影所遗忘，而是根本没有提及任何。或许，是因为徐静蕾以为她很聪明地将原作中的维也纳改为北京四合院、仆人端上来的茶水改为一碗面、离开的作家由去北非改为去张家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自己为“编剧”，但如果事实真的能够如此，那是不是可以将这部给徐静蕾带来很高声誉和利益的电影诠释为即便没有茨威格与他妻子之间那段惊世骇俗的旷世恋情，徐静蕾也可以自编自创出早在异国乃至全世界都已经广为流传的雷同故事。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可是，电影就那样被播映着，即便有人站出来说话，也被见怪不怪之人称其为正常。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无知”和不可原谅，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愚蠢和愚昧，这是永远都无法更改的悲耻。
    是中国电影界的也是中国电影人的。
    这让人不得不开始审视某些电影人的素养以及修行，但结果总是不能乐观，因为，即便某些影视作品已经被指剽窃或抄袭，始作俑者也不过是对着媒体大言不惭为“借鉴”。这让人不得不担忧，如此借鉴下去，个人私欲将会无限膨胀到永远失控，行为底线和水准将一落千丈到彻底麻木，而无论是做为影视人还是作为一个公民，常此以往，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操守将会习惯成自然地成为一种行为习惯。
    前些天在QQ偶遇文友鬼无影，说到他所创办的江南烟雨社团时也提到了他们江山文学网的站长赵兴华电影剧本被剽窃一事，愤然感慨这世间乱象的猖獗无度时，也让我对中国电影美好前景的憧憬破碎到无法捡拾。
    原来，作家赵兴华在今秋某个与朋友品茶议事的夜晚，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道贺电话，说很高兴在收看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由赵兴华原创小说《山花依旧》改编的电影《小站》，赵兴华听了很是诧异，打开电视才知道，他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被剽窃了。
    如果不是他的朋友打来电话，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剧本已经拍成了电影；如果不是他亲眼看到，他还不会相信，他的亲身经历已经被演绎成完整的荧屏故事。而这一切，作为一剧之本的原创作者却全然不知。
    这完全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剽窃，这是根本无所禁忌的明抢豪夺。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咫尺之间的同一个城市。这让人很不理解，也匪夷所思，制片方只要在网上进行一次简单的中文搜索就可以知晓剧本的真实出处，而版权认证和书面授权是否按照必要的程序进行过。这让人在愤慨之余不得不心生遗憾，如果电影《小站》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及演员如果能及时与原创编剧进行某些必要的交流和沟通，观众看到的电影一定会更完整也更完美。
    可惜，利益，在艺术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
    闲来无事，在网上搜了一回“剽窃电影”几个字，发现电影剧本和情节被抄袭、剽窃的案例比比皆是，一出又一出伤不起的恐怖、一声又一声尘埃落定的无奈叹息，一起又一起投诉无门无果的尴尬以及嫖客们的厚颜狡辩，在网络世界里，早就成为一幕幕经久不衰的影界闹剧。
    有人说中国的很多电影之所以被枪毙在摇篮中，主要是因为审查太严格，由于许许多多的不允许，导致中国电影的表现空间被彻底地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在一篇《中国电影之怪现状》的文章里，作者披露说电影编导贾樟柯在拍完《世界》之后想拍一部表现男人性旅程的电影《踏雪寻梅》，但送审时电影局的领导对他说：“你这个不是审查问题，你这是在制黄，是在触犯刑法”。贾樟柯只好另辟蹊径准备筹拍《双雄会》，可是，这也不行，因为题材涉及到了国共两党的政治敏感，间谍故事当然不能拍。贾樟柯只好筹拍武侠片。
    而武侠本身，距离我们的生活又有多远呢。
    要多远有多远。
    这很荒唐也有些荒谬，感觉上，掌权那些人好像是喝着露水过生活的非人类，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很理性的规定和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消极与武断。他们在用另一种声音向中国电影人宣布：色情、暴力、迷信以及黑社会，中国不是没有，但中国的电影里绝对不许有。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责，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假丑恶。
    这让人觉得那些大权在握的监审机构就像牛头马面的四不像，总姿态不改且不谙世事地站在中国电影的重要关卡，不停地舞弄手中象征权利的鞭杖，将所有貌似丑恶和凶险的现象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想法都要一股脑地打入冷宫，其结果，只能让怀揣梦想的中国电影人不得不按照条条框框的限定去表现“中国人”的非生活与非状态。
    翻开棕色封皮的电影笔记，一页又一页的白纸黑字，记载着密密麻麻的经典对白和新奇创意，一个又一个的电影名字和一位又一位大导演和名演员，将年代并不久远的旧事旧物，潮水暗涌般地展现在眼前，像一个又一个可以重播的电影镜头，将温馨隽永的美轮美奂，给完美在又一次的精神之旅中。合上笔记本，才发觉，有关中国电影的记录几乎寥寥成无法填补的空白，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无限慨叹，我是那么的喜爱电影，而我，又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想到曾经写过的那篇《说汤唯》，依然感念于她沉寂后的复出与获奖的艰辛和快乐，同时，也感叹起另一位女演员就汤唯的“一脱成名”而在博文中坦承的那句话：“于怯懦的我来说即便是李安导演也没法让我脱掉衣服。”
    这自视清高的自我表白，总是觉得很弄巧成拙也实在没必要，拿“脱”字做文章来诋毁或是嘲讽，只能说明，那位女演员没有理解也无法懂得导演李安的所思所想，当然，她也没有懂得同为演员的汤唯，为电影献身的精神与果敢。而她比汤唯缺少的不只有她的怯懦和对角色的不能接受，更有她无法到达的表演境界。因为，人生，根本无所谓高尚到一尘不染的白璧无瑕，也无所谓低俗鄙陋到何等的不堪入目，真正的人生永远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交错与混合。
    而我们的电影，缺少和不具备的也正是这些。这和“脱”与“不脱”本身并无多大关联，因为，很多事，承认与否并不决定存在的本身。
    装纯洁只能证明其自身的虚伪和不诚实。
    有人评价中国的舞蹈只有技术而没有灵魂。
    中国的电影又何尝不是。
    而灵魂，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时刻都蛰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我们之所以没能很好地认清它、把握它并驾驭它，不仅仅是因为“不想”或“不让”那么简单。
    不敢，才是真正的根源。
    而不敢本身，不仅仅是怯懦的表现。
    更有不自信乃至于不成熟。